喜欢辞不达意的人走了

  德里达的学术思想九十年代在中国思想文论界流行的时候，中国建筑界也面临一个全面更新学术、教育思想的问题。那时还仅仅在欧洲玩小型“解构”建筑并大规模颠覆已有学术理念的那几位有名的解构主义建筑师，如今已在北京玩起了大型公共建筑和小规模的学术陈述。真可谓，做小事时讲大话，做大事时少说话或不说话。

德里达的颠覆性学说，矛头所向是西方的逻辑体系。而逻辑体系被树为致命的敌人，有点类似于堂吉诃德的风车。德里达首先假定：希腊哲学家非常尊重说话的逻辑性，很重视说话的真实性，真的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同时，希腊哲学家说话，非常讲究前后一致，由大前提推出小前提并推出合手逻辑的结果。在德里达看来，希腊人讲话似乎很合乎书面语言的形式。书写和声音，到底谁决定谁，很难说清楚，德里达也就只好强认希腊传统是声音决定书写——就这么自相矛盾。德里达主张重视书写，书写中有歧义，书写符号要在具体文脉中才有意义，而说话的声音太不具有含糊性了，容易产生逻各斯武断和专制。因为声音具有即时消逝的特点，所以人类说话就不得不有更强的指向性、目的性、非歧义性？就如到底是爱情诺言，还是一纸婚约对于夫妻双方具有更强的约束性？很难说。

毕竟，书写至今是人类认为其真实性、准确性远远高于说话的一种有效表达方式，有文字的民族普遍地尊重文字，除了个别仅有口头语言的民族。而希腊民族并不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不知为什么德里达偏认为由古希腊以降，西方思维中形成了重口头轻书写传统。希腊人倘若在说话时那么讲逻辑，那么字正腔圆、那么一本正经，要么这个民族完全被哲学王控制、被善于书写的人控制；要么这个民族象一群机器人，因而也就不会有发达的修辞学和诡辩论。另一方面，书写的歧义，必须要靠解释性、补充性的书写来修正，而不是靠说话来修正，怎么会形成西方历史上的逻各斯专制呢？德里达的最大贡献在于，人类思想一般地会为文字的歧义，即所谓辞不达意、辞不尽意而苦恼，而德里达却一反其道为之大声叫好而已。

也许，我没有理解德里达，但我仍要感谢他的写作，尽管我从未听过他的声音。德里达让中国建筑界和思想界见识了一种思考的方式，就是所谓权威，就是用来颠覆的。正如耐克公司利用刘翔所作的广告一样：“所谓定律，就是用来打破的。”只是喜欢辞不达意的德里达的学术观点，未必真的具有颠覆性的力量，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走了，他留下的谜底谁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