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建筑生产

深圳很短时间内生产了大量建筑，其中除了相当一部分乃套用图纸的厂房和住宅，其余大部分建筑是有设计图纸的。谢天谢地，大部分建筑有设计图纸，可以冠以“设计之都”了。

政府有关部门准备郑重推出设计之都的概念。不过，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共同特征是拥有大量建筑，深圳的建筑生产过程（其中包括设计过程）特征之一是：快。所以，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快速设计之都”。

综观世界现代城市与建筑史，旺盛的住宅需求促进了建筑理念的更新。深圳的住宅与房地产增长剧猛，但新理念产生的痕迹不甚浓重，乃因为设计行业以借鉴、模仿、争取现成成熟经验为主要功夫，而媒体大张期鼓关于理念创新的宣传明显是华而不实，实验性的住宅基本上没有，所以城市所满足和陶醉的这一顿建筑盛宴，只见菜式丰盛而不见厨师个性。

这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归罪于西方的话语霸权，因为中国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建筑师们搞出这么一场盛宴，却没有一战至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建筑师搞得那么引人注目，那么有滋有味。当然我们也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们的生产关系所能造就的精英们能创造的，就是这样了。

能够把当代成熟的各种技术整合，建造出漂漂亮亮、舒舒服服的美邸豪宅，已经相当不容易。但这种富贵温柔乡的幻象既不能满足专业人士的口味，更不能引领大众趋捧——当然，坚信“只为富人盖房”真理的地产商们，是不在乎大众关注的，他们只在乎有钱人关注。

仅仅是有钱人关注的建筑，显然难以在建筑史上留下什么东西。尽管，只为有钱人设计，也是建筑界的现实。

但是情况有另外一面。这是人类社会形成的知识分子品格决定的。卢梭在为富人当家庭教师的时候，“只为富人当家庭教师”，似乎也是客观现实，因为只有富人能请得起家庭教师，但卢梭没有以此为宣言，他想做人类心灵的探索者。

在向往“设计之都”名衔的深圳，并没有前卫建筑活动。去年底至今年初，深圳 “建筑双年展”推出了一批建筑师，但似乎并不很前卫。中国的前卫往往很孤独。令人羡慕的是，世界现代建筑史上的各代前卫建筑师，本身就是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代表，他们没这般孤独。前卫建筑师和艺术家们组成各种探索新理念的团体，而且往往是包括思想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团体。

当然，深圳建筑生产所存在的问题，不止是没有前卫建筑与前卫建筑师，下面，我将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证，也可以说是不同角度的管见。

一、城市规划中控制与反控制

城市的发展与单体建筑的生产，都有在一个强烈的反控制过程。城市总体规划衍变表明，深圳不断成长，是一个不断突破规划限制的过程，有如一个不断长大的孩子穿着一件不停地改装的童衣，虽然如今的衣装已完全没有童衣的半点布料，但裁剪的结构样式还基本保留了的。有人把深圳的城市发展当成是规划的失控，其对比的参考是世界上存在巴黎、华盛顿这样的宏大而较为恒定的规划，那是以世界统治者和世界格局立法者身份确定的宏伟规划，甚至于是一个基于对基督教“千年之城”理念召唤之回应的理性表达。其实，北京所代表的万世帝国的理念，也同样表达了这一点。但定位为探索者、排头兵的深圳，显然不具有如此恒久角色的定位，它是“摸石头过河”理念的产物。经济和社会增长过程，就是一个反空间制约和理念制约的过程。失控，本是试验场中应有之义。以增长的理念来说，深圳城市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包含着许多前卫的、试验的因素。如人类聚居速度的可能限度，城市规模、环境容量的试验性关系，制度变迁的多模式，实用主义理念与多元审美意识形态的共存等等。

二、关于城市建筑的“个性”

城市特色有多种多样的分类方法，从行政、功能、消费与休闲、生产方式等方面均可类推出一套关于特色的说法，但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的是城市形态的特色，或者说标志性建筑物和总体风貌的特色，恰恰在这一题目上，我们失语了。

在理论上，建筑的个性与独特个性之间大有文章可做。个性可以基于对建筑周边参照物或同类型建筑物的对照，而独特个性往往以整个建筑史为参照系。在实用的操作层面，我们只要求前者，即能将某建筑从周边环境中凸显出来。这是一个符合人类智性的要求，而且这一要求还不能也不应施之于所有建筑。如果把整个城市当作一幅素描，那么大量的一般建筑只能是铺下底色，而一些重要的建筑成为了素描图中最精彩的部分图案，何况，欣赏城市建筑还不是把整个城市当作一幅图画来欣赏，每一个具体空间能否满足人类行为的需要，是评价城市与建筑的重要因素。我们总是从经验中抽绎出有用的部分来对城市建筑进行批评，但是无法获得充分证据证明一座建筑是否拥有个性，或是否合乎美的标准。尤其是对于深圳这座快速发展的城市，我们无法预期哪一座建筑成为城市的绝对标志，但是，我们可以作出一般的判断：在居住建筑的类型与技术改进方面，这座城市在这些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工业建筑和公共建筑则稍逊一些。居住建筑的探索，确实来源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能有前卫建筑师和前卫地产商能将为贫穷者盖房列入议程，并付诸实施，相信必将取得建筑学、社会学意义的巨大成就。

三、建筑师的声音VS权力的声音

早些年，建筑界一致声讨“长官意志”或“投资者意志”，以为这两者干扰了建筑理念与实践。近年来，随着国有资产改制的巨大吸引，“长官意志”似乎对通过建筑来体现自身失去了足够的兴趣。权力对建筑的约束松懈了，但建筑师们反倒感觉到一种怅然失措。原来积累的应对长官刁难的设计经验与技巧，对于应对更精彩的、完整的艺术表达并无用处。尤其是因为没有前卫团体前卫理念的推动，建筑师们各自如散兵游勇，个个都是大音稀声，有时候，触及具体利益才会假理念之招牌，借权力之途径而动“前卫（先下手为强）”之干戈。

四、象征体系的消解

理想的城市，会有一套理想的象征体系。它包括主要的象征性（标志性）建筑、标志性建筑群、象征性街道和标志性节点建筑的构成。按照凯文·林奇的城市认知理论，一个不怎么理想的城市也会这样构成。如此认知城市，是专业城市规划工作者认知城市的方式，他们是借助于总体规划图来认知的。而实际生活中的人完全不是按照中心、节点、路经、边缘和领域感的“五要素”模式来认知的。惟有比较靠实的是领域感。回顾我在北京的十一年生活，教室、图书馆、体育馆、宿舍、浴池、草坪、大礼堂和校外的北大未名湖、北京火车站、圆明园、中国美术馆和王府井新华书店，几乎构成了主要的北京记忆，北京的三环、四环、五环我一个也没环绕过，如今北京总体规划的几轴几带也没一点印象，我记住了频密活动过的那些场所，但完全没有关于城市的结构性记忆。

我常跟熟识的朋友们聊天，当他们和地产商们一起呼唤“诗意的栖居”、“词与物的象征意义”时，总是调侃：忘掉那些诗意，那些词与物的象征意义吧，同时，也打消那种在全市建立一种象征和象征物体系的念头吧。城市生活可抽象为一种家庭生活模型：没有必要将一个或几个艺术母题在厨房、卫生间和卧室、客厅里重复设置。

尤其是当国家有关部门号召强化城市地名规划以使管理方便和地名层次化，实际上就是强化词与物的意义或象征的层次体系，更令我惶恐不安：邓小平的“不争论”智慧，杜绝了姓社姓资的政治意义争论，而如今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灵魂再现，要在城市审美和词与物的意义上陷入意义的沼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