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南人性格说法的质疑

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讲过一句寻常的话，我在这里引用也并不意味着这句话的不寻常：“在经济学中，社会并不是由一群完全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人构成的，相反，构成社会的单个的个人或生产小团队都会冷静地根据客观环境，也即机会集合，来采取最大化行为。”

个人和团体均需要审时度势以作为决策，而不是凭个人或团体的意气或性格来办事。有一本本不值一提的书《湖南人凭什么？》大事宣扬一种肆意美化湖南人的性格，拿这本书的观点来说事，无论批评或赞同，均不能算沾学术的边。甚至可以更刻薄一点说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那等分析所谓日本国民族性的著作，也谈不上多么高的学术意义。学术研究重在证据和实际行为的经验分析，而不是一国一省的人性特征概括与推理。

然而，非学术的观点，并不妨碍其在坊问市井流传。以曾国藩的湘军肇其源，近代湘籍人士中产生了众多璀璨的政治、学术明星，这并非湘人具有什么特异的性格，而是地缘政治的因素使然。与曾国藩同时的湘绮楼主王闿运力劝曾国藩废清帝以自立，当时也很难找到“湖南人适合称帝”的性格证据。而至于杨度撰写的《湖南正气歌》中称湖南人为“中国的普鲁士”，还说“湖南人性格与日本人最相似”云云，皆不过是捕风捉影，与说潮洲人或是温洲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一样，不是有没有根据的问题，而是无任何意义的问题，是彻头彻尾的假问题。当然，这种说法中包含着某种期待，某种自我嘉许。尤其是杨度那句“若要中国灭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堪称他个人的豪言壮语，根本说不上是一种省籍总体意志的表达。杨度所处的时代，有枪就是草头王，以他自许的布衣卿相的身份，其影响力肯定不在区区军阀之下，故而有此殊言。只是他一会儿拥护君主立宪，一会儿拥护民主立宪，一会儿拥护共和总统，一会儿图谋立袁世凯父子为帝而自谋相位，总之，杨度发明了不少关于湖南的性格定位的术语，他本人身上倒缺乏那些东西：沉着、执着、凶狠、勇敢、义气等等。

杨度身上所表现的，倒是应对了本篇开首引用的弗里德曼的那句寻常话。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大部分人认同的生存策略，并非一地一域人的特有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