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是对前些日子一条新闻的呼应，佛山市民在禅城区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赋予行政职能的事业机构以及经授权、委托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办事，若遭遇“脸难看”、“事难办”，可以多种形式进行投诉，实名投诉者还可望获得最高1000元的现金奖励。

前些日子的新闻则说，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所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邀请了包括国有、民营、外资在内的154家省内大型企业，对该省14个政府职能部门和13个社会服务机构进行评价，结果是目前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的办事效率普遍较低，仅仅做到了笑脸迎客，却不能快速高效地完成业务。

这样的新闻当然令人欣慰，但并不令人鼓舞，因为此类承诺要提高政府效率的新闻与手段既非空前，想必也不能绝后。

　　政府效率固然需要提高，但政府效率的提高的真正保障恐怕不是来自政府内部的自觉，而是来自纳税人的监督，只有纳税人有权利对政府的低效率说不，政府对于高效的追求才能成为长期目标。

　　禅城区的这一改良意味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发展而产生的政府职能与身份的转变。笔者相信，强烈的效率刺激来自于上级的经济指标考核制，也就是说，对于低效服务导致本地经济落后于另一地、而堵塞官员晋升之途的恐惧，正成为最大的激励。各地政府推行的一窗式服务等正是行政服务于GDP的形象注角，此次禅城区提出将原区行政投诉中心更名为区机关效能投诉中心与此一脉相承，对于效率的追求从经济转到行政既而投射回经济，成为社会的普遍风尚。

　　而更持久的高效服务应当来自于纳税人权利的有效行使，当政府的低效使纳税人不满，而有权通过“投票”或者“资源的逃跑”对政府产生强有力的制约时，政府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的职责，并产生高效服务体系制度化的巨大压力。否则，短期改革不过是短期运动的代名词。

我们当然不怀疑佛山市禅城区提高服务效率的良好动机，同时也注意到，这一行为本身仍然是短期的行政手段，如对于因“脸难看”、“事难办”而遭投诉后，将视情节轻重，受到批评教育、通报批评、效能告诫、扣发资金和追究领导连带责任，这种惩戒也属行政规制下的寻常手段，通常来说，效力令人生疑，难免不了了之。

并且，政府对于实名投诉的奖励从何而来？此次行为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行政机构，还包括人大、政协、审判检察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人民团体等，如果说行政机构人们还能了解，那么，审判与检察机关需要通过此次运动提高效率，则这些机构身份不明，守护社会公正的底线堪虞。

　　投诉电话、投诉热线、管理办法，如果没有制度保障与纳税人的压力，一部电话也就是一部电话，一条热线也不过就是一条热线，负载不了丁点的社会含义。

　　如果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实行行政机构终身任职制，施以虚弱的监管，效率也有限。在车上偶尔听广播，歌星张学友说在踏入歌坛前，在行政机构天天最大的工作就是传送一下文件，美国也是如此，曾经的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就描述了那些下级职员的逍遥生活。

　　佛山市禅城区如果真想提高服务效率，不妨先率先尝试行政官员的选举制，让那些有热情、有能力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到最合适的位置上来，这样做一则财政成本比现在低得多，公众的参与意识也会高得多。有时用改良的老方子，不如用输入的特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