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我每天需要乘坐最早的班车去上班，在每天那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我总能见到几张熟悉的面孔，比如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几个和我一样上早班的“上班族”，不过，有一张面孔是我即便已非常熟悉，却很长时间不明其身份的：她已经可以称为老太太，有近六十岁的样子，稀疏零乱的短发中白色多于黑色，脸色有点灰白，象贫血患者，老人斑倒使这张脸看上去有了些生气。她穿的很朴素，甚至很“土气。她每天每天都拎着两只和她的身体承受能力显然不成比例的大包——不是旅行的，不是皮的——是自配两根拎带的“玻璃丝”袋子，容积很大，却绝无半点美观可言。无疑它们是极其沉重的，因为她每次在西菜市下车的时候，都不是拎包下去，而是拖包下去，而且还拖得那么笨重吃力。
有一次，临下车时，老太太的包不小心蹭到前面那位漂亮女士的裤腿，因为那是个雨天，她的包沾上了泥，她张开嘴想说点什么，可漂亮女士已经先发制人：“没长眼？也不瞅着点儿。”漂亮女士心疼她漂亮整洁的裤子，老太太觉察到了这一点，她嚅嗫道：“大姐，对不住啊。我给你擦擦！？”漂亮女士狠狠瞪了她一眼，把腿使劲儿挪开了，老太太拿着尽是褶皱，也看不出本色的一只帕子的手就尴尬地擎在那儿。
还有一次，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大眼睛，挺惹人爱的小姑娘上车了，乘务员招呼小姑娘坐在空位上，可小姑娘紧紧抱着妈妈的大腿没有坐，乘务员跟母亲说你抱着孩子坐就行，有座何必站着呢？可女士厌恶地说，没看我姑娘都嫌脏吗？我仔细一看，那个座位就在老太太的旁边，老太太的衣服除了土，除了泥，还有些斑斑驳驳的油迹和血迹。老太太的脸是挂不住的，她十分惭愧地低下头，嘴角咧出无以名状的痛苦。
日复一日，那辆每天最早的班车拉着我，拉着那几个学生，拉着上班族们，也拉着那个老太太奔波在日子里、生活里。大概走过了一个轮回的春夏秋冬，从某一天开始，老太太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其实，我并不认识她，甚至不知道她是在哪个站点上车的，因为我每次上车，她都已经稳稳当当坐在那儿了；如果把我跟她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我们每天乘坐同一辆班车；如果说我跟她曾有过什么接触的话，那是有一次我挨着她坐，当她要下车时，包蹭在我的裤腿上，那是初冬的雪天，包上也有很多泥水，当她窘迫地刚要开口致歉时，我及时说了一句“没事儿”。仅此而已，可当她不再象我熟悉的那样坐在车上时，我竟陌名地惦念。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试探性地问乘务员“那个老太太呢”，乘务员告诉我：“哎，死了。可怜啊，啥样儿都是人的一辈子。”
那天的一路上，我沉浸在乘务员的叙述中、慨叹中、唏嘘中。原来，老太太是两个三十多岁大男人的寡母，她忠厚善良含辛茹苦了一辈子，为游手好闲、刁蛮任性、娇生惯养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她都五十多了，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养鸡场。近一年多来，她又在每天早晨起大早把停产的蛋鸡杀好褪毛，装上满满两大包送到西菜市去。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用自己那枯瘦的双手羸弱的肩，支撑着三个家庭——两个儿子的和她自己的。她死于突发性脑溢血，死时，只有五十六岁，身边是血红色的一盆污水，手里攥的是一把湿漉漉的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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