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志
 

    有“云南许霆案”之称的何鹏案或将迎来转机。4月15日中午，何鹏的家人接到云南省曲靖市政法委书记朱家美的电话，称云南省高级法院和曲靖市中级法院非常重视何鹏案，正在进行研究，“近期将请示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争取给何鹏改判”。（《东方早报》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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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鹏与许霆，一样是“盗窃金融机构”，一样是“数额特别巨大”，目前，许霆案已从无期改判至五年，许霆犹嫌不公还在申诉，而这厢，何鹏案也“蠢蠢欲动”——类似案件的当事人都在那儿翘首以盼。全国人民都在琢磨同一个问题：许霆从轻了，何鹏改判就有望么？

    云南曲靖市政法委书记朱家美说，如今有了许霆案的先例，所以他们力争“参照”许霆案重新审理何鹏案——朱书记大概对我国的法律体系并不稔熟。所谓“参照”或称“循前例”，这是英美海洋法系的案例判法，而现行中国法律遵从的是大陆法系，并没有循例判案的司法惯例。如果有人想当然以为许霆被轻判了，何鹏们也必然效仿，未免“很傻很天真”。

    许霆案被称作特案特办，有个刑法63条在那儿起作用，但刑法63条的启用与否，没有定规，舆论压力过大，就“特”了，就适用了；那么其他那些不能惊动最高院核准的案子呢？许霆案这一改判案例四处不讨好，许霆的律师称之为“民意的胜利”，但从媒体所显现的民意看来，质疑依然火爆；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受损。法律界因此担忧，都由民意决定了，还要法律干嘛？都由媒体审定了，法官们都回家种红薯吗？

    之所以说何鹏案复制许霆案目前尚难，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法定制度的依据。我们目前所能够依赖的法律依据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未出来，它就是已列入《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案例指导制度”。这一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借鉴判例法制度中灵活、有益的审判方式，统一司法尺度和裁判标准，准确适用法律，力求避免“同案不同判”、“同命不同价”，从而对我国的立法缺陷与局限进行有效弥补。

    由于“案例指导制度”尚未正式出台，各地法院是否援用案例判决就没有约束性，就会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选择性执法”，法律就会给人以可伸可缩的橡皮筋感觉；同样，没有“案例指导制度”，许霆案就成了一个不能复制的法律孤案。“案例指导制度”虽经近三年酝酿，迄今仍处于临盆待产状态，其中也许有其司法改革谨慎迈步的考虑，但当法律在实际中逐步暴露出诸多问题时，立法者就应当加快改革进程，适应时代的需要。但愿此次何鹏进入再审程序，能催生“案例指导制度”的出台，使法律正义的最终实现有凭有据，看得见、摸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