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自助自救 需要政府的手牵引

杨光志

    12月4日，《重庆晚报》对“肢残盲妇乞讨八年替亡夫还千元贷款”的跟进报道称：周安会获得了市信用联社全体职工对她捐赠的44600元，并盼回了在深圳打工的儿子。泪眼朦胧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诚信标杆”无意插柳，却被媒体发现而感动社会，激活了公众爱心，从而暂时缓解了生存困境的故事——应该说，这是新闻的盛宴，绝非制度的胜利。

    12月4日，《重庆日报》“我们身边的新型农民工”栏目讲了力哥黄平的故事，说他以棒棒为“枪”，以手机为“号”，善动脑筋，扩大客户群，十几年打拼收获了一套三室一厅住房。欣然一笑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体力充沛的力哥还算幸运的人生旅程——有一身腱子肉，加上不笨的脑子，致富仿佛并不太难。但这里所显示的，依然是弱势群体自助自救的羊肠小道，仄逼而脆弱，经不得风吹雨打。缺乏可以复制的“模式价值”。

    每逢看到救灾与慈善场合那些一脸菜色的人跪领救济物或热泪盈眶对着镜头说“我首先要感谢……还要感谢……”我总会感到很愤懑。弱势人群的形成，无论是年龄病痛等生理原因，还是自然灾害原因，又或是户籍身份、下岗失业等社会原因，这样一批人沦为弱势肯定非他所愿，更多的是因为外部某种制度性安排导致。对此，如果过分依赖媒体的偶一发现来呼吁与实施对某一个体的救助，其力度是有限的。

    正如那个想披婚纱、想看九寨沟的垂死病妇谭红，在媒体炒作的放大效应中，居然成了新闻人物，圆了形式上的梦，但最终，她还是带着对生命的无限眷念走了，一场慈善秀，演变成让人肝肠寸断的“死亡直播”！ 又如讨薪明星熊德明，因为温总理的关心而在3年前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追薪风暴”，其真正的意义，也不在于熊德明个人薪酬问题是否解决，这些人的困苦与幸福并非一点一滴的社会资助所能完全解决，根本之策，在于政府的着力引导和制度的无缝覆盖。

    再拿进城农民经商来说，诸多失地农民在缺少创业资本的前提下涌入城市“引车卖浆”，别说赢利困难，即使能够赢利但扣除各项办证和上交费用后也所剩无几，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都只能在与城管队员的猫鼠大战中寻求维持生存的底线，在这里，如果没有政府的服务引导，没有制度设计给弱势民生轻装上路的机会，民生悲情又如何能改变？这也就是重庆政府决心有条件开放马路市场的原因。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可以肯定的是，重庆不可能拖着农民身份占很大比例的马车完成城乡统筹；中国更不可能带着这么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走向现代化。因而，“部分富”向“全体富”的思路转移是必然的。这一思路，在温总理两会答记者问时，用舰艇速度比喻民生已很形象地表明。在允许部分人先富的试水中，我们曾暂时牺牲了公平而追求效率优先，现在该是回来强调一下公平的时候了，这种强调，第一要以强大的国力作后盾，这样我们才可以筹集到足够的财政资金以负担低收入人群的公共福利；第二，则要让高收入人群承担更多的社会救济责任；第三，还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给贫弱人群开辟一条官方救济通道，提高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只有这样，媒体才不会日复一日、乐此不疲地去追逐那些令人肝肠寸断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