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鬼子的战火中，人们整天过着提心掉胆，朝不保夕的生活。然而他们对未来总是充满着美好的希望。在鬼子的清乡扫荡中，背井离乡的人们竟然在战火中办起了学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郑舍原来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平时很少有人光顾那里。鬼子来后，因为交通不便，地方又小，鬼子很少去那里。于是那里便成了人们的避难所。不少镇上人也来到了这里，我家也是其中的一员。在那生命难保的战争年代，人们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尤其是孩子，更是不能放任不管。于是人们从两里外请来了一位年轻的郑老师，在战火中竟然办起了学堂。那年我刚六岁，母亲为我缝了一只书包，父亲跑到几里路外为我买来了铅笔、毛笔之类的学习用品，还有一本破旧的书。这本书其中有一课，课题叫“牛”，课文是“大牛大，小牛小，大牛小牛一同吃草。”我整天拿着铅笔在纸上画，盼望早日开学。

    过了一些日子，终于开学了。那天我穿了一身很干净的衣服，背着母亲做的书包，父亲送我去上学。学校离我们住处不远，几分钟便可到达。所谓学堂，就是借用大户人家的客厅，在凳子上搁上几块长木板，算是课桌，凳子个人自带，墙上挂一块破旧的黑板，这就是盼望已久的学堂。当我和父亲走到课堂前的场地时，一位身穿长衫，二十多岁文质彬彬的老师在场地上迎接我们，父亲要我向老师鞠躬，因为我在家多次受过这样的训练，我低头便向老师鞠了一躬，当我想再鞠躬时，便被老师拉住，只听他说：“要不得，要不得，按辈分我应叫你小叔呢！”弄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父亲边笑，边俘着胡子说：“你是先生，应该的，应该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年轻老师也姓郑，按辈分他比我小一辈。他是我第一任老师，他教我的时间虽短，但使我学会了不少汉字，也给我留下不少的回忆。当时学生不多，大概只有二十来个，最小的五、六岁，最大的十七、八岁，课本也不统一，真可谓五花八门。我们年龄小的坐在前面，大的坐在后面。我也是教师出身，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学生怎么教？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不一，课本也不一样。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未教过这样的学生，做这样的老师是何等的难啊！我还记得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老师叫大孩子抄书，教我们几个小的写字，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写：“大”、“小”、“上”、“下”，一位小学生不小心把砚台弄翻了，墨水泼在老师的长衫上，吓得哭起来。老师既不批评又不发火，他一边安慰那个学生，一边脱下长衫，老东家闻声跑来，把老师的长衫拿去洗了。

    一个月不到，我学会了不少的字，我把认识的字写在纸上，贴在我的床头，早晚读给我的父亲听。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从我这里也学会了不少的字。然而好景不常，一天下午突然有人大喊：“鬼子来啦！快跑呀！”这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老师立即叫大同学回家，转告有关家长快来领走孩子。不一会儿，孩子几乎都被领走了，当我正在焦急时，父亲跑来了，他二话未说，背起我便跑，我们的老师这时也背起最后一位小学生，和我父亲一起向空旷的田野跑去。人们都躲在芦苇丛里，下半身完全浸在水里，子弹不时的在天空呼啸而过。

    这一次是鬼子路过这里，他们没有停下来，人们只是虚惊一场。

    过了不久，鬼子真的来到这里。这一次可露出了真面貌，他们把几十户人家翻了个底朝天，不仅抢走了许多鸡鸭和贵重物品，还打伤了几位老人。我们的学堂也未能幸免，把我们读书用的木板和凳子都砸坏了，一时无法上课，我天天盼望上课，不久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我和同学们又坐进了学堂。那天郑老师来得特别早，他又手把手的教我们读书写字。然而好景不常，鬼子又一次来到这里。这群坏蛋不仅砸坏了课桌，还把台凳堆在场上，倒上火油，一把火烧成灰烬。然而我们的学校没有关门，过些日子，我们学校搬到另外一户人家继续上课。就这样，我们的学校停停办办，办办停停，与鬼子打游击，直到鬼子投降，我们这所学校才宣布解散。自那以后，我无法见到我的启蒙老师，也很少见到对我亲如兄长的同学。

    鬼子投降后，我在张庄小学读四年级，区政府举办小学生竞赛，我荣幸参加，再次见到我的启蒙老师。这次他是我们的语文监考老师，当快要下课，我被一道解释题难住了。这道题要我们解释词语“外婆”，我想了好久也无从落笔。这时我的启蒙老师就站在我的身边，我急得直冒汗，他也为我作急，最后时间不多了，我硬着头皮写出如下的解释：一位妈妈生了女儿，女儿长大后出嫁，她生下的孩子便叫她妈妈的妈妈为“外婆”！下课铃响了，我交了卷，我的老师笑着说：“我的小老爹，我真为你作急，只要写‘妈妈的妈妈’不就对了吗？你兜了一圈，不过也可算对。”我无精打采的离开考场……结果，我数学和自然常识得了满分，语文九十九分，倒霉的“外婆”让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被一位女同学获得。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第一任老师，他退休后还为我们郑氏家族续修了家谱，并将修后的家谱寄到我家，在此我只能再次感谢他，祝他身体安好，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