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举，曹操的权宜之计

”成语成语“系列之四十五”唯才是举“

    “唯才是举”现在依然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语言里，但其表达的意思不再是这个成语原本的含义，而多是表示在选拔使用人才的时候，不受人事、学历、职称等外在条件的限制，其中并不否定对人才内在品德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要破除学历壁垒，真正做到唯才是举”——意思是说，我们不以学历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而应注重真才实学。但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人才的道德品质不重要。

    而在三国时期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时候，恰恰是要破除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道德限制。

    曹操为成就霸业、网罗人才，先后多次发布“招聘启事”，其《求贤令》明言：如果必须使用道德高尚的人才，则齐桓公不可能成就霸业——该典故2020年高考作文以之为题——继而提出，希望下属帮助他发现那些埋没在底层的人才，“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随着曹魏政权统治区域扩大，曹操从军队中选拔一批有战功、有才干的将吏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当时有人议论“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为此，曹操下发《论吏士行能令》加以驳斥，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观点。

    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他甚至惊世骇俗地提出，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大家都应向他推荐，不要遗漏。

    曹操在用人问题上对道德标准的排斥，是对当时士人所普遍奉行的有名无实道德观的强硬反击。

郭嘉”不治行检“，曹操力排众议重用他 

    汉朝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是察举制，远不如隋唐以后的科举制那么完备、严密。察举是自下向上推荐（还有一种叫“征辟”，是朝廷从下征调人才），推荐的标准不外乎德行与才识。因为“孝治”是两汉采取的一种基本统治策略，所以察举考核中有一科叫“举孝廉”， 就是选用孝悌和廉洁的道德君子，这是纯以道德选拔人才，也是大多数士子进入官场的第一步。

    可是，不仅对一个人的德行难以用明确的指标进行考量，而且在当时，关于人才学识高低的考核，也不具备后来科举制那样规范的标准和程序。我们知道，凡是没有严格标准和程序的人才选拔，必然导致虚伪和腐败——这也是当前高考制度简直要把学生逼疯，却依然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最不坏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原因。

    察举制施行到东汉后期，已经变成世族子弟的作秀场，标准的虚置和程序的疏阔，使得社会声誉成为最后的“客观标准”。那么，声誉从何而来？一是看重门阀，所谓“蓝田生美玉，名门出贤良”，即俗话所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所以世家大族代代为官；二是通过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博得社会上流的青睐。

    当时山东青州有一个叫赵宣的人，在父母去世后，守孝三年还感觉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孝行，于是干脆吃住在墓道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他因此名闻天下。可是，后来青州新任刺史陈蕃慕名前来拜访，却发现他有5个不到20岁的儿女。可见赵宣的所谓“守孝”，其实是虚有其表。

曹操横槊赋诗，表达对人才的渴望

    世族大家垄断人才的晋升通道，还要以符合本集团利益的所谓道德标准约束人才，导致人才选拔异化为士人的“道德比赛”，伪君子盛行。汉灵帝时期，洛阳城流行一段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社会动乱和军阀纷争，为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提出了现实的要求，也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能够克敌制胜才是硬道理，面对士人动辄“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之类的叽叽歪歪，曹操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提出道德无用的观点。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机制才能够得以施行。待到魏文帝曹丕时期，随着战乱结束，社会逐步安定，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的变种“九品中正制”开始推行，“唯才是举”成为历史。

    事实上，从其“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这种留有余地的表述看，可见曹操也明白“唯才是举”只是权宜之计。或许，作为”官二代“的他（其父曹嵩一度官居太尉，位列三公）深知，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权贵世卿世禄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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