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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典意思》系列之四十二“梁上君子”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风必偃。”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践行儒家的德化理想，他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行为世范，言为士则，不惧艰难，虽千万人吾往矣。
东汉末年名士陈寔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代表。
陈寔被尊为颍川陈氏始祖，做过太丘县长之类的官，如今在河南永城太丘镇还建有以其名字命名的主题公园。他最有名的事迹是关于“梁上君子”的典故。
话说陈寔在老家许县隐居的时候，当地出现饥荒，老百姓缺衣少食。一天晚上，他家进了一位小偷，趴在房梁上面司机行窃。
陈寔暗中发现了房梁上的小偷，却不大喊“捉贼”，而是穿戴整齐，把儿孙辈叫过来教训一通：人应该自我约束、积极上进，有些人本性并不坏，但平时不检点就慢慢养成了坏习性，现在在我家有一位梁上君子就是这样啊。
小偷又惊又愧，从房梁上跳将下来，磕头谢罪。陈寔又说：看你的相貌不像一个坏人，应该自强向上，你大约是因为家里太穷才走到这一步吧。于是送给小偷绢布两匹。
后人称这个故事为“陈寔遗盗”，“梁上君子”也成为小偷的雅称。
《后汉书·陈寔传》在讲完这个故事后，还轻轻带上一句：“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这就不免令人生疑：尽管陈寔德高望重，但是在“岁荒民俭”的背景下，仅凭他向一个小偷教训几句、赠送两匹绢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
《后汉书》作者范晔与陈寔相隔200多年，即使有当时的治安案卷可查，案卷上没有盗窃记录，也不能说明“一县无复盗窃”吧。
如果说这个小偷受陈寔感化，自此洗心革面，重做新人，尚有可信，但要说“自是一县无复盗窃”，恐怕是作者的夸大之词。
而且，如果以今天的视角审视这一千古佳话，陈寔的做法还存在道德风险。盗窃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有财物馈赠，客观上会对大大小小的“梁上君子”形成误导。道德教化需要以法度作为保障，如果失去这个前提，就会造成泛道德和非道德，反而引起社会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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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寔公园雕塑
依然以陈寔的事迹为例。
他曾经为郡太守高伦担任功曹（类似于如今长官的文秘、助手），朝廷中长侍侯览委托高伦提拔一个小吏，高伦没有办法，只好委以该小吏为文学掾一职。陈寔知道该人不可用，于是将高伦的委命书截下，私见高伦说：“这个人不宜提拔，而侯长侍又得罪不起。不如以我的名义推荐使用此人，这样你的正面形象才不会受到污损。”高伦依计而行。当地舆论纷纷指责陈寔荐举人才不恰当，他却一声不吭。
陈寔的做法显然存在问题：小吏或许是德行有亏，或许是能力太差，反正是“此人不宜用”，既然如此，高伦和陈寔受人请托，给予提拔，于用人制度不合；从地方舆论“怪其所举”的反应来看，此举也有违公序良俗。
可是事情的结果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逆转。
后来高伦受到提拔去朝廷任职，赴任时他对送行的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并称赞陈寔为“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不仅在场的人听后啧啧称善，而且此事传播开去，“天下服其德”。
同一件事情，为何前后时人的评判截然不同？
首先，这个故事涉及到道德与律法的界限。陈寔向上司荐举“不宜用”的官吏，违背了自己的职责要求。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即便是有某种善意），但违规就是不对，不仅不能被正面肯定，还应该受到相应的戒律惩罚。
可是，儒家礼法是一种道德法。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影响从思想文化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律法必须遵从儒家经典教义，甚至发展到凭一本史书《春秋》就可以决狱的地步，由此造成以道德代替律法的泛道德主义社会伦理。在这种环境中，陈寔用非其人的“违规”之举，却因为其某种道德善意而产生了“天下服其德”的效果。
其次，这个故事还涉及到公德与私德的区别。侯览是宦官集团的重要人物，是士大夫集团的政敌之一，按照封建正统立场，士大夫与其合作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合公德，何况与其合作还要以因用人不当而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可陈寔却因为主动以这种方式充当上司的“背锅侠”，而且毫无怨言地承受压力，结果在私德上大放光彩。
梁启超在其《论公德》一文中开宗明义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认为“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他一一列举儒教经典，指出“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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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中张俭出逃，“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泛道德主义和私德至上主义，不仅无益于匡时济世，还必然导致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和虚伪奸诈的流行。类似于陈寔的道德佳话流传至今，然而深思其中微奥，是否也可以作为“厚黑学”教材？譬如以小惠换取好的名声，以眼前的吃亏博得长远的利益。
千百年来，一代代读书人究竟如何解读这些佳话，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当然，我们无需否定一部分道德精英的高风亮节，但失去法制约束的社会，道德高标总是于事无补。
事实上，陈寔所处时代是东汉最黑暗的时期，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地方势力膨胀，老百姓流离失所；同时也是士大夫群体与宦官势力抗争最为激烈的阶段，他们怀着忠君济世的理想，结成清流一党，匡议时政，奋起救世，勇于抗争，甚至不惜杀身成仁，掀起了一场抨击宦官的救世运动。
但结果是，宦官势力疯狂反扑，以这些士子“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共为党部、图危社稷”为名对他们大势抓捕，一大批士子或被处死，或被放逐，造成著名的“党锢之祸”，汉王朝也随之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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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化存疑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风必偃。”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践行儒家的德化理想，他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行为世范，言为士则，不惧艰难，虽千万人吾往矣。
东汉末年名士陈寔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代表。
陈寔被尊为颍川陈氏始祖，做过太丘县长之类的官，如今在河南永城太丘镇还建有以其名字命名的主题公园。他最有名的事迹是关于“梁上君子”的典故。
话说陈寔在老家许县隐居的时候，当地出现饥荒，老百姓缺衣少食。一天晚上，他家进了一位小偷，趴在房梁上面司机行窃。
陈寔暗中发现了房梁上的小偷，却不大喊“捉贼”，而是穿戴整齐，把儿孙辈叫过来教训一通：人应该自我约束、积极上进，有些人本性并不坏，但平时不检点就慢慢养成了坏习性，现在在我家有一位梁上君子就是这样啊。
小偷又惊又愧，从房梁上跳将下来，磕头谢罪。陈寔又说：看你的相貌不像一个坏人，应该自强向上，你大约是因为家里太穷才走到这一步吧。于是送给小偷绢布两匹。
后人称这个故事为“陈寔遗盗”，“梁上君子”也成为小偷的雅称。
《后汉书·陈寔传》在讲完这个故事后，还轻轻带上一句：“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这就不免令人生疑：尽管陈寔德高望重，但是在“岁荒民俭”的背景下，仅凭他向一个小偷教训几句、赠送两匹绢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
《后汉书》作者范晔与陈寔相隔200多年，即使有当时的治安案卷可查，案卷上没有盗窃记录，也不能说明“一县无复盗窃”吧。
如果说这个小偷受陈寔感化，自此洗心革面，重做新人，尚有可信，但要说“自是一县无复盗窃”，恐怕是作者的夸大之词。
而且，如果以今天的视角审视这一千古佳话，陈寔的做法还存在道德风险。盗窃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有财物馈赠，客观上会对大大小小的“梁上君子”形成误导。道德教化需要以法度作为保障，如果失去这个前提，就会造成泛道德和非道德，反而引起社会的混乱。
依然以陈寔的事迹为例。
他曾经为郡太守高伦担任功曹（类似于如今长官的文秘、助手），朝廷中长侍侯览委托高伦提拔一个小吏，高伦没有办法，只好委以该小吏为文学掾一职。陈寔知道该人不可用，于是将高伦的委命书截下，私见高伦说：“这个人不宜提拔，而侯长侍又得罪不起。不如以我的名义推荐使用此人，这样你的正面形象才不会受到污损。”高伦依计而行。当地舆论纷纷指责陈寔荐举人才不恰当，他却一声不吭。
陈寔的做法显然存在问题：小吏或许是德行有亏，或许是能力太差，反正是“此人不宜用”，既然如此，高伦和陈寔受人请托，给予提拔，于用人制度不合；从地方舆论“怪其所举”的反应来看，此举也有违公序良俗。
可是事情的结果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逆转。
后来高伦受到提拔去朝廷任职，赴任时他对送行的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并称赞陈寔为“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不仅在场的人听后啧啧称善，而且此事传播开去，“天下服其德”。
同一件事情，为何前后时人的评判截然不同？
首先，这个故事涉及到道德与律法的界限。陈寔向上司荐举“不宜用”的官吏，违背了自己的职责要求。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即便是有某种善意），但违规就是不对，不仅不能被正面肯定，还应该受到相应的戒律惩罚。
可是，儒家礼法是一种道德法。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影响从思想文化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律法必须遵从儒家经典教义，甚至发展到凭一本史书《春秋》就可以决狱的地步，由此造成以道德代替律法的泛道德主义社会伦理。在这种环境中，陈寔用非其人的“违规”之举，却因为其某种道德善意而产生了“天下服其德”的效果。
其次，这个故事还涉及到公德与私德的区别。侯览是宦官集团的重要人物，是士大夫集团的政敌之一，按照封建正统立场，士大夫与其合作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合公德，何况与其合作还要以因用人不当而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可陈寔却因为主动以这种方式充当上司的“背锅侠”，而且毫无怨言地承受压力，结果在私德上大放光彩。
梁启超在其《论公德》一文中开宗明义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认为“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他一一列举儒教经典，指出“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
泛道德主义和私德至上主义，不仅无益于匡时济世，还必然导致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和虚伪奸诈的流行。类似于陈寔的道德佳话流传至今，然而深思其中微奥，是否也可以作为“厚黑学”教材？譬如以小惠换取好的名声，以眼前的吃亏博得长远的利益。
千百年来，一代代读书人究竟如何解读这些佳话，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当然，我们无需否定一部分道德精英的高风亮节，但失去法制约束的社会，道德高标总是于事无补。
事实上，陈寔所处时代是东汉最黑暗的时期，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地方势力膨胀，老百姓流离失所；同时也是士大夫群体与宦官势力抗争最为激烈的阶段，他们怀着忠君济世的理想，结成清流一党，匡议时政，奋起救世，勇于抗争，甚至不惜杀身成仁，掀起了一场抨击宦官的救世运动。
但结果是，宦官势力疯狂反扑，以这些士子“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共为党部、图危社稷”为名对他们大势抓捕，一大批士子或被处死，或被放逐，造成著名的“党锢之祸”，汉王朝也随之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