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正是陕西洋县发生洪灾后，全县干群全力以赴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然而记者在该县政府办公楼内看到，数名来自基层的群众办事到处找不见人，急得团团转，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却忙着炒股、打电脑游戏。该县纪委一位副书记告诉记者：“县委县政府对机关干部作风抓得非常严，上班时间坚决不允许在电脑上玩游戏。”（据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为了整治机关工作作风，各级政府可谓是三令五申。笔者也相信，洋县县委县政府对此也有严格的制度，可问题是，“抓得非常严”的管理却为什么管不住机关工作人员上班玩游戏？洪灾之后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是如此，平时的情形可想而知。

    类似消息时有所闻，类似的制度尴尬也令人疑惑：一方面，有关制度的规定之严格、周到、细致可谓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制度却被当成“纸老虎”，不能对管理对象形成有效的制约作用。

    尽管洋县领导获知情况后，紧急召集各局负责人，进行自查自纠。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县政府机关的这种懈怠状态在过去存在了多久；也不能确定，“自查自纠”后机关作风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善，改善后又能维持多久。这是因为，这种“自查自纠”不是源于制度性、常规性的权力自省，也不是受到公众监督后的责任追究，而是迫于国家级媒体的曝光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媒体监督——领导重视——自查自纠”这条我们常见的监督链之中，“自查自纠”是结果，“领导重视”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而“媒体监督”只是偶然的触发点。由此我们明白：之所以严格的制度缺少有效的制约效力，是因为制度设计的管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管，而忽略了自下而上的权利监督。我们知道，权力监管是一种封闭的、自体的和单一的监督，具有很强的人治色彩，往往因为权利者的注意力转移而失效，也容易被权力的相互牵制所抵消。这正是洋县县委县政府对机关作风“抓得非常严”而效果不佳的原因所在。

    而自下而上的权利监督则是开放的、异体的和全方位的监督，这种监督经常性地发生作用，也不会被监督对象的腐蚀、拉拢所消解。获得政府机关周到、及时的服务是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机关工作人员以怠慢、敷衍、冷漠、拖沓的态度和作风对待前来办事的群众，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对此，只有公众拥有通常、简便的权利救济渠道，随时对机关工作人员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关作风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

    可问题是，当前关于机关作风的管理制度没有给权利监督设计出合理的通道，公众对于机关工作作风的不满难以通过有效的渠道表达并引起关注，对相关人员形成压力，公众的意见也不能对自己认为不称职官员的任免产生影响。公众当然可以提意见，但那也只能是向党政机关中的有关部门汇报，意见最终又常常陷入权力监督的封闭圈内而泥牛入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洋县领导能够像对待国家级媒体的监督一样重视那些前来办事群众的感受，机关工作作风何至于懈怠涣散到如此境地？（正文1163字）

（彭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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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2007-08-25/02541373914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