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了，平时各忙各的老同学总要聚餐一次，当然是AA制。但今年例外，同学中有发了财的包圆了今年聚餐的所有费用，末了还去飙歌厅练了一把。
当东道主的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家境不好，也没考上大学，早早地就在街头摆摊做生意。没想到10几年的工夫，居然有了几百万的资产，这在我们同学中自然拔了头筹。再加上吃人家的嘴短，免不了要恭维几句。而被恭维者也笑吟吟地打趣道：“1000万是大款，500万是二款，300万是三款，我不行，但‘总有一款适合我’！”幽默中透着底气十足。
因为大学毕业后回了家乡工作，又在家乡娶妻生子，老同学自然多。前几年大家聚会时还攀比谁谁当上了科长、处长，谁谁又提了半级，今年大家似乎受东道主影响，一致感叹起钱来了。也难怪，如今我们这一批同学都已步入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开门七件事，哪一样能离得了钱！像我这样的工薪族感触尤深。
席间，有同学调侃道：“你知足吧，你赶上个事业单位，没尝过下岗的滋味，还三天两头发表文章赚稿费。”这话要搁在十几年前，我爱听。现如今，有个单位不就是打工仔么，只不过有的是给私人老板打工，有的给公家打工罢了。
有深圳的同学在坐。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大学毕业分回了家乡，我进了事业单位，而他因为是学机电的，进了一家部属国有企业。先是改制，后是下岗。无奈只有暂别幼小的孩子和娇妻去深圳“赶海”。老天爷是公平的，“天道酬勤”，如今，他的妻女都已去了深圳，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和私家车。而我们这般所谓“吃皇粮”的，因为有了一份虽微薄但相对稳定的薪俸，即使专业不对口、事业不顺畅、前途不光明，也安于现状、懒得折腾了，这是否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写作成了我最大的梦并追逐着，作家肯定算不上，BLOG怎么样？可惜我的文章主要还是投给传统媒体。那么，自由撰稿人揶或写手怎么样？还是写手来的自然、平民、贴切。
当今中国像我等写手到底有多少，可能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姑且以每五千人有一人计，十三亿人少说也有几十万，而这几十万人里有多少能够靠“码字”养家糊口呢？我不得而知，反正我不行。照我目前的写作水平，每年发表千字左右的文章五十篇，每篇平均按六十元计，年稿费收入只有三千元。
当然，也有靠润格发财治富的。《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04年中国名人榜”，其中就有5位文学界的人士榜上有名。其中，余秋雨以年收入420万人民币排名第60位；海岩年收入330万排名第66位；池莉年收入320万排名第68位；郭敬明年收入160万排名第92位；刘震云年收入120万排名第97位。但这毕竟是文学界的顶尖人物，且属于个例。
但文化的产业化业已引起众多文人的思考，在当今如此发达的商品社会，金钱对于文人们同样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事实上，社会也不再苛刻地要求文人们像苦行僧一样生活，他们同样有通过自己的辛勤笔耕获得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力。
前日读报，看到介绍“中国第一油画村”深圳大芬油画村的报道，有人将其视为文化产业市场化勃兴的奇迹，亦有人认为那里“不过是行画作坊的集中地”。但它那张扬的口号“艺术与市场对接、才华和财富转换”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那里不乏志存高远、既接行画定单又坚持原创的画家，就像有位画家说的那样：“我热恋艺术，但更要生存；我需要灵感，更需要金钱；我酷爱绘画，更盼望定单。”
看到大芬村的画师们骄傲地对记者说，他们每年交给国家多少多少税，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自己什么时候也能依靠写作缴纳所得税该有多好啊！文学艺术与市场之间应该有条通衢大道的。据说，狄更斯当年写小说，为了糊口也是同时写三四部作品给不同的报纸连载，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代文豪。
结束这篇短文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时下正火的贺岁片《天下无贼》里的“黎叔”以葛（优）式幽默念叨的一句话了，那是《诗经·黍离》里的名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