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徐金宝老师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课”价值何在

1986年出生的徐金宝，是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教师。去年12月，被确诊为胆管癌。当他自知来日无多后，告知妻子程娜：“如果我去世了，我想捐赠眼角膜和遗体，希望得到你的同意。”程娜最终选择支持他的决定。6月4日凌晨，徐老师走了。程娜悲痛又欣慰地说：“他说，哪怕自己毁灭了，也要用自己的身体，给学生上‘最后一课’。作为老师，他终于如愿了。”（6月5日《宁波日报》）

  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年仅38岁，就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世界，这是一种怎样的伤痛！徐金宝老师的去世，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在为徐老师的去世深感悲痛的同时，笔者更为他给学生、两个孩子上的“最后一课”感动不已。

   这是一堂非常特殊的“最后一课”，它没有教材、没有教案，甚至也没有授课过程，只有徐老师留给妻子的一句话：希望通过捐赠眼角膜和遗体方式，给学生们上“最后一课”，也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上“最后一课”。整堂课只表达了授课者的意愿，内容和主题阙如。

   同为教师，笔者不揣冒昧，试图还原和总结这“最后一课”的价值和本意，权当是从另一个维度解读徐老师的遗愿吧。

   这得从遗体捐赠和器官移植的现状说起。虽然我国实施遗体器官捐赠已有30多年，但现状不容乐观。诸多调查表明，大多数国民不愿意捐獻遗体或器官。数据显示，登记遗体捐赠的人数仅占国家总人口数的0.01%，实际捐赠的人数仅占登记总人数的4%-20%。器官捐献率更低，仅为0.03/100万。因为遗体捐献数太少，很多医学院校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因极度缺乏人体标本而呈现“无米之炊”困境。器官移植所需移植物极度短缺，致使诸多癌症、白血病、器官衰竭等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块我们是大大落后了。

   国民为什么不愿捐献自己的遗体器官？原因除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遗体器官的捐献程序不方便、捐献善后服务不到位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公信力不高等体制机制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观念问题。两千多年来，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说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把“身后善终”和“死留全尸”当作人的生命追求和终极目标，因而都希望入土为安、寿终正寝，这种传统观念严重制约了国人的捐献意愿。

徐金宝老师身上最为宝贵、也是最令人动容的是，他有着异于常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他排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确立了一个新时代文明人的生死观，用他的睿智、豁达、通透明白了一个道理：皮囊而已，能用的都拿去用吧。重要的是，“趁活着，把人生的句号先描上。”从学生和同事的回忆中可知，徐老师此生的句号画得非常圆满。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满足于此，他还有更远大的追求，恰如他在去年年底写下的那条微信所言：“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

呵，这得心怀多大的爱，才能在临终之前发出如此感人肺腑的遗愿！

读罢“不要葬礼不要坟墓不要哭泣，安安静静”这句遗言，笔者情难自抑，不禁吟哦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徐老师活得短暂，但活得灿烂，其人格光辉不仅照亮了他的学生、家人、同事，也照亮了无数读者，并让大家憬悟到：胸有大爱，方能洞彻生死，无惧死亡，活要活得有价值，死也要死得有意义，譬如死后把器官和遗体捐献出去，让自己的生命在他人的身上继续存活，得以延长。

这就是徐老师给学生和孩子上的“最后一课”的价值所在。

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24/06/04/0305907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