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是到对高考替考者处以刑责的时候了

自去年11月起，南都记者卧底了一个高考替考组织，大致掌握了替考流程，基本摸清了“枪手”上下线的运作情况。卧底记者发现，湖北个别高校多名大学生加入，试图通过充当“枪手”牟利。消息见报后，教育部和江西省教育厅和考试院迅速行动，分别在南昌十中考点和江西余江县抓获2名替考者。（6月8日《南方都市报》）

 高考替考年年有，为了防止替考，教育部到各省市考试院穷尽脑经，出台了一些列很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而且技术越来越先进。如为了验证身份证和准考证信息，今年，全国高考均使用标准化考场。河南、四川、辽宁等地的部分考场甚至设有指纹检测和虹膜检测仪，考生入考场前除需核对身份证和准考证信息外，还需核对虹膜和指纹。按理说，有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枪手”总该无机可乘了。

   但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枪手”和组织者总能找到监考漏洞，伺机作案。从南都卧底记者披露的部分替考组织者的内幕看，其机构的严密，手段之高超，尤其是“上线”与“下线”的单线联系，堪比地下工作，让人叹为观止。

由此，我认定一点，即单凭高科技手段防范替考还不够，必须加大事后的惩戒力度。

从往年各地对查实的替考案件的处理结果看，恰恰存在处理偏轻现象。以去年轰动全国的河南替考案为例，相比作案手段的恶劣，事件造成的影响之大，处理结果明显“罚不抵罪”。相关责任人没一人受到刑事处罚不说，就连公众最关注的那5名担任领导职务的家长的姓名都没有公布。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仅对作弊者没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而且对潜在舞弊者的震慑作用也很有限。

　  由此我们不难找到高考替考案何以年年都要上演的根源所在，那就是处罚不到位，惩处力度不够。不能说，高考制度不严密，监考（包括惩处）条例不严格，考风考纪教育不重视，但由于这些年各地对查实的替考案仅局限于党纪政纪处分，不作刑事处分，对当事人尤其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惩处偏轻，助长了高考替考现象。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鲁迅祖上那桩著名的科场案。1894年，浙江举行乡试，周家的五户亲友均有人应试，他们打探到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鲁迅祖父）的同榜进士，便凑了银钱一万两，恳求他去贿赂考官，以求中举。周也想借此圆儿子的举人梦，遂给殷如璋写亲笔信一封，内附银票一万两。事情败露后，周被缉拿归案。虽然其行贿未成，且有自首情节，但光绪皇帝仍下了一道谕旨：“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后来算他命大，没被处决，坐了6年牢，放出来了。从此家道就衰落了。

　 腐败的晚清政府何以能保证科举考试比较干净，不能不归结为清政府制定的针对科场作弊的严刑峻法和严格执法。

   考之替考组织者、“枪手”和买分者三方的作弊性质，已经触犯了刑律，对他们理应进行刑事处分。就新闻报道的替考事件，教育部表态说，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就对了。要杜绝替考，必须加大从严惩处力度，党纪政纪处分要有，但更要有刑事处罚，非如此就不能达到震慑和以儆效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