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国家信用体系会成为“花架子”吗

在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牵头下，最近，由国家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编制完成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送审稿）》已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原则通过。《纲要》提出，下一步，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按照“一套组织体系、两个顶层设计、三大关键举措、四大重点领域、五大推进载体”全面展开。（5月5日《经济参考报》）

建立国家信用体系，对规范国人的道德秩序和市场秩序，从而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是广大民众所期待的。也可能是期待太切，有人担心此项重大的国家工程有可能成为“花架子”。故某网站在该消息前列出的一个调查选项是：估计又是个“花架子”吧？

此种担心不无理由。建立国家信用体系并非易事，对目下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这点从其走过的历程即见一斑。从2001-2006年，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委从各自分管领域发起信用建设到2012年国务院确立发改委、人民银行共任牵头单位，协调其他17个部门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历经四个阶段，耗时十多年，至今还是一个框架。这样难免令人担心，即便《纲要》制定了框架、时间表和措施办法，也未必能按期完成。

不过我所虑的不止此，还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法律法规不配套。目前我国在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基本没有。反观美国，信用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有17部，形成以《公平信用报告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核心，以《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诚实租借法》《信用卡发行法》《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电子资金转账法》等相关法律为辅助的法律体系。正因为有这些法律法规为信用建设“保驾护航”，遂使得美国的信用建设卓有成效。二是惩戒制度不健全。失信者必须得到惩戒，这已形成社会共识，但如何惩戒？尺度怎么把握？又怎么保证惩戒到位？所有这一切，都无法可循。《纲要》只是为信用体系制定了一个框架，具体落实在地方。假如各地在制定具体措施中，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则信用体系即使建起来了，也难免沦为“花架子”。

   故当务之急是要加快立法进程。像美国那样，先制定一个类似《公平信用报告法》那样一个规范信用报告行业的基本法，然后制定实施《征信管理条例》，围绕《条例》再分步出台实施关于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这三方的征信管理办法。在制定这些法律法规时，要处理好一个立法难点，即严格区分国家机密与政府信息公开、企业商业秘密与信用信息公开、消费者个人隐私与信用信息公开之间的关系，不能让信用主体动辄以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为由逃避征信。

其次是建立完善对失信者的惩戒机制。当今社会的失信现象何以如此严重？很大部分原因得归咎于我国失信惩戒制度的缺失。值此《纲要》颁布之际，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失信惩戒制度，具体分解为：一是建立行政性惩戒机制，对失信者采取记录、警告、处罚、取消市场准入等惩戒措施；二是形成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加大对失信者的惩戒力度；三是形成社会性惩戒机制。像美国那样，通过实现信用信息共享，推动信用产品的广泛使用，把失信者对交易双方的失信转化为对全社会的失信，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