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别再让贪官钻假释制度的空子

2月18日人民网援引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称，内地实行20多年的假释制度存在诸多漏洞，很多贪官利用这些漏洞能在短期服刑后出狱。此事已引起高层关注。截至去年3月前的5年间，最高检已纠正涉及5.2万多人的减刑和假释案。尽管如此，有关部门对假释制度查缺补漏和强化监管仍行动缓慢。对贪官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一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会做工作报告时强调要“规范减刑、假释工作”，代表们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代表们在列举了假释泛滥的情形后指出，目前过多过滥的减刑、假释已引起了社会的质疑和不满，成为司法不公与腐败的一个“黑洞”，呼吁加快假释制度的改革步伐。同样，《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出台至今几乎没有修订。当初对符合30种情形的罪犯准予保外就医的规定，很多已不适应今天的情形。但一年过去了，有关部门仍按兵不动，继续放任假释制度的漏洞“造福”广大贪官。

假释制度正式实施始于1990年，迄今已实施了24年，但出台至今几乎没有修订，当初对符合30种情形的罪犯准予保外就医的规定很多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情形了，无论如何都应该修订了。

举其荦荦大端，假释制度存在三大漏洞：

一是立法方面的漏洞。按照《刑法》，犯罪分子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就具备了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那么，如何认定“确有悔改表现”呢？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条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此进行了界定：1，认罪伏法；2，一贯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和监狱纪律；3，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4，积极参加劳动，爱护公物，完成劳动任务。对善于“表现”的贪官来说，满足这些条件轻而易举。他们有文化，爱看书读报，能说会道，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哭流涕地忏悔，很容易给外界造成他们已经具备了假释的实质条件的印象。

   再说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贪官假释后当然不会去杀人放火，但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利用在位时编织的关系网继续坐收红利。媒体曾报道，浙江萧山有位贪官减刑释放后，曾受其关照过的企业家、商人给他送上了大笔“慰问金”，刑罚执行机构又能奈其何？事实上，我国尚没有一套科学、客观的罪犯再犯罪预测机制，监狱很难对假释后的罪犯是否存在再犯罪做出鉴定。因此说，与“确有悔改表现”的实质条件一样，“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实质条件，都是虚拟条件。

二是程序方面的漏洞。根据刑法第82条、第79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裁定予以假释。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但实际情形怎样呢？《南华早报》引用内地报道称，监狱在实际操作中甚至“懒得”通知当地警方和其他有关部门。换句话说，《刑法》制定的假释程序只是虚设，贪官是否假释，大多由监狱长说了算。

三是监狱执法方面的漏洞。说白了，这不叫漏洞，而应叫监狱执法腐败。由于存在立法和程序两大漏洞，监狱长拥有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他说某贪官“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便可以不向法院打招呼，直接批准假释。前提是看哪位罪犯送的钱多。典型的如丹东市监狱的监狱长刘宝昌，他将减刑、假释当做敛财工具。他通过向主管监狱长、刑罚科打招呼，授意或默许经办人员在《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上造假，并在明知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批准监外执行、假释，12次收受贿赂共计81万元。

假释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且必须抓紧改。今年年初，广州中院发布了有关减刑假释的改革新规，改革有两个亮点，一是减刑假释裁判结果上网，市民可以登录广州审判网，了解和跟踪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情况。二是严格法定程序，将以往减刑、假释案件都是书面审理改革为开庭审理，凡是处级以上官员一律开庭。这两招针对性很强，很管用。建议最高法在修订假释制度时予以借鉴吸收，同时要修改假释的实质条件，弥补立法方面的漏洞。此外，要专门制定惩处监狱执法腐败的条例，加强对监狱管理的监督，堵住监狱执法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