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法院仅认定600万的“买官钱”不返还是不够的

   27日，北京二中院对备受关注的600万买官案作出了审判，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邹焰焰有期徒刑15年，并认为被害人王某被骗的600万不应返还。（2月28日《新京报》）

   法院虽没有给出不返还的理由，但参照《刑法》有关行贿罪的规定，此判决应该没问题。但笔者仍对这一判决不太满意。因为法院只是将该案作为一起诈骗案来审判，没有将其当做一起行贿案来审理，这显然背离了案件的性质。按案件的前因后果分析，此案首先是一起事关买官卖官的行贿案，后来因种种原因才演变成了一起诈骗案。如果不是邹焰焰与另一位关系人刘军茂之间出现问题，致使行贿中途流产，说不定行贿已经成功，王某的两位朋友如愿获得了升迁。况且以行贿额600万而论，够得上情节特别严重；论影响之恶劣，也堪称情节严重，法院不能因为行贿没成功，就将该案不列为行贿案审理。

   正因为法院不将该案作为行贿案来审理，所以自始至终不披露行贿人的身份、职业和名字，只称其为“王某”；同时，也不披露他的那两位想当副省长和正局级干部的朋友姓名，因而只字不提那600万元的贿金来自哪里，何人所出。按常理论，这600万元钱不大可能是王某一人所出，极有可能这笔钱是其两位朋友所出。而且他本来就是受朋友所托，代为他们买官的。也就是说，这两位神秘的官员朋友才是真正的行贿人。对此，公安机关应该予以追查，如查实，检察院当以行贿案立案，法院也应以行贿案与诈骗案一同做出审判。

   现在法院只是将该案作为一起单纯的诈骗案来审判，只对邹焰焰做出判罚，只认为被害人王某被骗的600万不应返还（甚至连个法定理由都不给），而忽略了该案本质上是一起行贿案的事实，对行贿人不做判决，这样的判决没多大意义，也难以体现司法正义。

   此案的判决也恰恰暴露出司法机关对行贿者查处不力的现状。综观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鲜见有行贿人受到法律惩处的案例，司法机关大多将办案重点放在查处受贿、法办贪官上，对行贿人大多不予查处，这样无形中给公众造成了行贿没事的错误观念。其中最典型的要数陈同海案。据09年7月29日《大河报》报道，原中石化老总陈同海以受贿1．95亿元被判处死缓，但在一审中，5名行贿人（其中单笔行贿额就高达1．6亿元）无一人因行贿罪被起诉。这种只查处受贿贪官，放过行贿人的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反腐大局。

   其实，行贿与受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相辅相成，有受贿方，就有行贿方，司法机关不能只惩处受贿人，放过行贿人。在这点上，内地当向香港学习，对行贿保持“零容忍”。有例为证。2006年有位武汉来港入读香港城市大学的25岁女博士生，为求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竟将一万元现金放在教授的信箱，意图行贿老师取得试题和答案，结果被校方举报到廉署，最终被判入狱六个月及充公一万元贿款的处罚。

   两相比较当发现，王某与女博士都有行贿的主观故意和行贿事实，且数额比后者大得多，结果却截然不同，女博士受刑，王某包括两位朋友不但没受刑，连名字都保密，这正好说明了内地与香港在惩处行贿犯罪上的巨大差别，也从一个侧面印证香港的廉政建设之所搞得这么好，盖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二者的处罚不存在“剪刀差”。

虽然上述“买官案”有其特殊性，王某和他的朋友是否该受到法律审判可以讨论，但鉴于行贿事实本身及其严重性，法院仅对王某做出“被骗的600万不应返还”的裁定是远远不够的，为他们保密更没必要，而是应就行贿事实做出司法解释甚至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