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官民有别”的融资方式隐患无穷

近期，江苏、云南、山东等多地出现县乡政府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借资”事件。为了完成“借资”任务，各地均以高利息相诱，向机关、事业单位所有干部职工下派任务。如江苏大丰市新丰镇向内部职工传达的融资任务是：正科级60万元（后涨到100万元），副科级20万元，普通职工5万元，上不封顶。（11月27日《新京报》）

为什么正科级要比副科级多承担40万元或80万元、比普通职工多承担十几甚至二十几倍的“借资”任务？难道正副科级及科长与职工的工资收入真有这么大的差距？撇开灰色收入不论，账面上的收入绝不可能有这么大。按照收入能力大小，正科级其实并不需要承担这么多的“借资”任务。这样区别“借资”任务本身除了给了公众“官越大灰色收入就越多”的暗示外，还极易误导公众得出一个印象：干部觉悟高，富于奉献精神，愿意比普通职工承担更多的“借资”任务。

果真如此吗？不然。这“借资”非同于慈善捐款，官比民多捐三五千体现了为官者更富爱心，因为捐款没回报，而“借资”则有高额回报。按江苏射阳县洋马镇政府规定的14.4%年息标准，正科级“借资”100万元，年息可达14万元。普通职工则只有7千多点，这一来一去，就相差了几十倍。所以你别以为，“官民有别”的融资方式照顾了普通职工，加重了官的负担，让官们吃亏了。不是的。其实，此种表面体恤弱者的融资方式恰恰是在为官们提供另一种利益输送，变着法子提高他们的福利。

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借出去的债和利息得如期收回。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借给政府的钱不打水漂呢？办法就是维持“土地财政”的正常运行。在各地乡镇政府多数处在负债运转的情况下，指望它们靠正常的税收收入还清当年欠下的债务不现实，就连还清陈年老账也不易。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土地的主意：将农民手中的承包地低价买进，再高价卖给开发商，用于城市化建设。恰如报道中所言，前期投入要靠土地收益实现盈利，若中间资金链断裂，将前功尽弃，所以，“利息再高，都会去借资的。”由此陷入“贷款——城建——卖地——还贷——城建”的“怪圈”。

而“官民有别”的“借资”方式恰恰会使这个“怪圈”越来越“怪”。因为科长们本身就是镇乡干部，相当于他们本身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利益所系，于公（政绩冲动）于私（利息收入），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在任时将所借本金和利息偿还，——这可是自己还自己的债，自己给自己增加收益，哪有不卖力之理？这样，不但难以使地方政府跳出上述“怪圈”，反而会促使其陷得越来越深。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此种融资方式造成的几种后果：一是加重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据此前审计署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照此下去，债务负担只会越来越重。二是推动房价不断上涨。因为土地属不可再生资源，终有一天要卖完的，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稀少，地价必然越来越高，从而推动房价不断上涨；三是扰乱金融秩序。以超出银行利息三五倍甚至十几倍的年息吸纳民间资金，必然会给当地金融业造成冲击，危及金融安全。四是加剧分配不公。到年终，眼看科长们比自己多收入几万、十几万的利息，普通职工会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加剧官民矛盾。五是危及社会稳定。与“土地财政”相伴而来的是大拆大建，及由征地纠纷引发的层出不穷的上访事件，处理不当会动摇基层政权的执政基础。

“官民有别”的融资方式可谓隐患多多，建议别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