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刑罚分配不公是最大的司法不公

   据检方指控，中央民族歌舞团原团长贝宇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9万元，并两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31万元，合计40万元。5月15日，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此判决结果引来网上一片争议之声。（5月16日《京华时报》）

   参照《刑法》有关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贝贪污受贿40万元，法院判处其15年徒刑，没什么好争议的。网民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另一个案子上，即郑州二七区统战部长曲连文受贿近千万获刑15年。（5月14日大河网）比较两案，网民惊诧莫名，受贿数额相差如此之大，判决结果却一样。

   比较阅读两则新闻后，我发现，贝宇杰贪污一次，受贿两回，数额不算大，也未见造成多大的恶果，却判刑15年；而曲连文受贿次数不知凡几，最大一笔高达60万，而且手段隐蔽多样，存在索贿嫌疑，给人民利益和国家财产造成很大损失，法院凭什么对其重罪轻判。

   这些年，公众对“蟒蛇进去，蚯蚓出来”的贪官轻刑现象早已见惯不怪，但对官员滥用轻判造成的另一怪象，即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若水称作“刑罚分配不合理，罪行不均衡”的现象，则实在难以理解。据苗若水透露，最高法在调研中发现，在国内某地有两起贪污案件，一件受贿额是10万元，没有法定减轻情节，另一起受贿额是100万元。结果前者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后者12年。10万元和100万元竟然只有两年的差别。（2009年4月1日《南方周末》）

   10万元和100万元只相差10倍，40万元与1000万元相差25倍，判决结果则一模一样。这样的刑罚分配也太不公平了吧。难道受贿罪就没有统一的量刑标准吗？有的。《刑法》第383条写得清清楚楚，而且量刑标准一直没变，但从未认真执行过。据权威知情者透露，各地撇开《刑法》，自行制定了五花八门的内部规定。如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的立案标准是5000元，但有的地方检察院规定为3万元；有的沿海发达地区立案标准为5万元以上，缓刑的标准为20万元以下；还有法院以10万元以上立案，缓刑标准为30万元以下。（出处同上）这些为贪官量身定制的内部规定往往成了贪官的“免死牌”，导致重罪轻判。

  但这只是表层原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以上述两案为例。贝宇杰与曲连文虽同属贪官，但一属小贪，一属大贪，何以徒刑相同，难道真如网友猜测的那样，贝没靠山之故？此说不无道理。如贝这样靠吹唢呐起家的音乐家，没官方背景很正常，因而犯案后没有高官为其疏通说情。更不堪的是，他的钱没曲连文多，案发后根本无力去上下打点，即便用受贿来的这点钱去贿赂办案人员，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只能接受法律的公正判决。

   而曲连文则不一样，2005年至2007年间，他担任辖区城区规划发展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分管征地、拆迁、开发建设等工作，不仅开发商有求于他，就连其他政府部门都得仰他的鼻息，买他的帐，有权有势，案发前不但积累了巨额财富，还搭建了广泛的商界和官场人脉。及至案发，凭他的能量、关系和资金实力，搬来几路救兵，搞定办案人员，甚至买通检察院和法院都不难。这样，法官在审理时难道不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嫌犯满足自首、立功、坦白、退赃“四要素”这一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作出轻判？

   现实中，官员为嫌犯疏通说情，法官为金钱腐蚀，最终作出枉法审判的难道还少吗？此前媒体曝光的深圳、武汉司法腐败窝案、重庆高院腐败窝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腐败案等，不正说明司法腐败的严重性吗？

   不管贪多贪少，只要具备了拼爹、拼财富、拼关系的条件，就能制造刑罚分配不公，此种司法腐败对司法公信力造成的重创，对公众感情和寄予建设法制社会的信心造成的伤害无以复加。最高检、最高法难道还能容忍此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