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从谷贱伤农到谷贵伤农

    随着全国粮食的“八连丰”，黑龙江省五常大米也迎来好光景，大米不仅质量好，价格也是节节攀升，最贵的一斤甚至卖到了199元。但五常市的许多稻农却感受不到喜悦，因为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水稻，卖给当地的加工企业每斤不到两元。那么，高价大米巨额利润进了谁的腰包呢？新华视点给出了答案：进了加工企业的腰包。（1月3日《中国青年报》）

    谷贱伤农的道理谁都懂，对此，叶圣陶在著名的《多收了三五斗》中做过非常深刻的剖析，但谷贵伤农的道理就不是谁都懂了，估计如叶老再世也不见得理解得了。

    因为时代不同了，情形大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初，洋米洋面充斥中国市场，米价大幅下跌，江浙一带产粮区失去了销纳的场所，粮农不得不面临谷贱伤农的悲惨境地；但而今五常农民生产的优质稻谷不但不愁销路，——由于水稻质量好，一些国内外知名米业巨头纷纷在此设厂，不仅国内上市公司北大荒、中粮集团、东方集团等企业在五常盘踞一方，就连外资企业益海粮油也早早来到五常市安营扎寨，而且还成了抢手货（生产企业纷纷与粮农签订了收购协议），可是新时代粮农的遭遇并不比旧时代的粮农好多少，这是为什么？

    除了有一点与叶老小说中揭示的相似外，即米行老板联手压价：“糙米五元，谷三元”，在五常市设点收购优质稻谷的米业巨头也以类似手段联手压低米价，还有很重要的两个原因：

   其一，较之旧时代的米行，新时代的米业巨头更加狡猾，更加不好对付。他们利用农民的淳朴厚道以及文化知识、法律知识的缺乏，在与农民签订的《水稻购销协议》中加入“霸王条款”，如“水分不得超过16%”、“水稻保底价1.80元/斤”、“乙方向甲方交纳保证金1000元/垧”等内容，然后以达不到质量标准压低收购价。天知道，“水分不得超过16%”是怎么核算出来的？还有更缺德的，多数企业为了达到与稻农续约的目的，不惜用“非常手段”迫稻农就范。民乐乡稻农老张说，他家2010年跟一家企业签了订单，在卖完稻结账时，按每亩地100元钱的标准扣了他家的稻款；如果2011年不跟这家企业续约，被扣的稻款就别想要回来了，无奈2011年又续了约。

    在五常市，米业巨头与稻农签订的收购协议根本就不具备现代契约的约束力，甲乙双方根本不存在平等条件下的权利义务，处于强势地位的购入方随便找个理由就能不履约或者不按订单上的价格收稻，订单反而成为企业单方面约束稻农的“枷锁”。

   其二，地方政府不作为。为了推广五常米，当地成立了五常市绿色食品办公室，其成员同时还是稻米产业管理中心以及大米协会的工作人员，一套人马三块牌子 ，统一行使对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维护企业利益。可不解的是，身兼三个部门负责人的姜大伟对稻农利益只字未提。记者就如何让农民分享米产业的高附加值，地方政府官员该有何作为的问题，几次联系五常市委市政府有关主要领导，对方均说很忙，没时间谈这件事。

    也就是说，当地官员对如何提高稻农收入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企业利益。因为他们认准一点，即企业效益维系着一地的政绩，企业好坏关系着官员的仕途。再说，泥腿子不种田还能干什么，即便米价再低，他们还不照样要侍弄那一亩三分地。说到底，农民好欺负罢。

    贵贱两不幸，揭示了“三农”问题一个共同的主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仍处在弱势地位，在与企业、商家的利益博弈中常被暗算，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为他们撑腰，既帮他们解决好增产问题，更要协调好农企之间的关系，重点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将富民产业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