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杨武为何如此窝囊

   “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在深圳打工的阜阳人杨武（化名）这样自责道。确实，这样窝囊的丈夫世所罕见。10月23日晚，当手持钢管警棍的联防队员杨喜利，带着两名壮汉闯进他家里，又砸又打，对其妻子王娟（化名）实施强奸时，他竟躲在两米开外的杂物间不敢声张，任凭妻子遭人蹂躏。事后，在遭到歹徒家人威胁后，还去派出所要求民警销案。真是窝囊到家了。（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为何如此窝囊？从杨武对记者的陈述中，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理由：一是性格使然，自幼就习惯了忍气吞声；二是身材矮小（只有1米60），打不过1米80的杨喜利，如强行阻拦，怕被其打死；三是恐惧遭报复，会连累四个小孩与老娘；四是担心生计因此受影响，全家会陷入更加不堪的困境。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怕”字。

我不忍心指责杨武毫无血性，因为其多年的底层生活经历（自14岁丧父失学后就一直在外流浪打工）已经教会了他在屈辱中讨生活，凡事都逆来顺受。其无能窝囊与武大郎有得一比，但即便窝囊如武大郎，在发现潘金莲和西门庆正在偷情通奸时，“顿时热血涌上脑门,抓起一把菜刀就扑了上去”，要与西门庆拼个你死我活。这是男人与男人的搏斗，是受欺凌者维护尊严的搏斗，顾不了输赢和生死。武大郎虽然最终战死，但赢得了尊严。

试问，武大郎为何敢以死相拼？因为西门庆不是联防队员，他面对的只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男人西门庆，而无须顾及其背后的体制制度；而杨喜利则是联防队员，杨武面对的不仅是个体的男人杨喜利，而且还要顾及其倚靠的联防制度。在杨武这样的底层人看来，如杨喜利这类身穿警服、手握警棍和钢管的联防队员，代表的是国家制度，执行的是维护治安的任务，与一般警察无异。所以，与其说他怕杨喜利这个人，不如说恐惧其所代表的联防制度。

假设一下，如果施暴者不是杨喜利，而是普通人，杨武会如此窝囊吗？应该不会；反过来再假设一下，假如杨喜利不是联防队员，他敢这样胡作非为吗？应该也不会。

如此说来，这样的治安联防制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事实上，早在2004年9月3日，公安部就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从即日起，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从社会上招聘治安员。公安部要求，对于现有的治安员，按照“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彻底取消”的原则，用3年时间，全部清退。（2004年9月21日瞭望东方周刊）导致公安部作出此决定的导火索是当年3月26日发生在深圳的治安员打死犯罪嫌疑人事件以及郑州公安局治安员系列抢劫杀人案。据悉，这是继中国政府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后，又一个从制度上保障人权的重大举措。

但不知为何，深圳公安机关并没有照通知精神“用3年时间，全部清退”治安员，而是任由杨喜利这样的恶人打着维护治安的名义继续作恶，危害一方。看来，发生在2003年6月20日，治安员陈锦明召集10余名治安员在深圳宝安区将湖北籍打工者沈国洪殴打致死的事件，并没促使深圳警方实施对治安员的专项清理；就是作为公安部作出上述决定的导火索事件，也没能促使深圳警方废除联防队制度；那么，此起性质异常恶劣的联防队员强奸民女事件能否最终促成深圳公安机关执行公安部通知，实现“全部清退”治安员的目标吗？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