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杭州车改”经验理应复制

   发轫于09年的杭州车改，经过两年试行，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这由下面一串数据为证：　　杭州有关部门对车改前后财务开支进行比较发现，第一批车改单位公车开支比车改前下降32%，第二批车改单位下降30%，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11月7日新华网）

据我所知，杭州车改是我国级别最高（杭州是副省级城市）、中国最彻底的车改（市政府的公车数量从1200辆缩减到400辆左右），其成效有目共睹。但就是这样一项成功的车改，也难免遭致各种各样的非议，其中最多的意见集中于“车贴”上。普通公务员为啥只有300元车贴，而正局级公务员凭啥能拿到2600元车贴？甚至有市民提出，“凭啥干部就可以用公车，取消公车就得发车贴？为啥不能像百姓一样完全自理？如今欧美国家并没有‘公车’‘车贴’一说，咱们为啥做不到？”

确实，杭州车改不能说十全十美，其尚有诸多不合理、有待改进的地方，但任何一项改革，尤其是事关公车改革这样的难题，我们不能指望改革者一步到位，一下子就实现与发达国家接轨。这不现实，凡事都得有个过程，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来，而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否则会欲速则不达，断送车改前程。要紧的是，用鲁迅的话说是，要给前行者以掌声和助威，而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轻易否定。

在杭州车改问题上，我们不能单论9个档次的车贴标准是否合理，而是要算大帐、总账。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这可不是小数目。如果全国复制杭州车改经验，按一年公车消费3000亿算，每年就能节省近1000亿元（杭州经验是车改后比车改前下降30%多一点）。还不能单纯算经济账，更要算腐败帐、革命帐、公务效率帐、党风廉政帐、环保帐、缓解城市交通帐等等，杭州车改带来的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还有待时间检验，总之，好处多多，不胜枚举。

笔者理解一些只拿300元车贴的普通公务员心理不平衡，但你得承认一点，你平时使用公车的机会不及局长多，而且公务活动的范围半径不及局长广。譬如局长取消了公车后就得自驾私车去市区以外的县市区如富阳、临安等指导工作，其耗费的油钱和买路钱就要比一般足不出市区的普通公务员要多得多，这样给局长多一些车贴也是应该的。何况，按规定，这些车贴只能用于乘坐公交车、打的、加油等各项交通事务支出，不能取现。

另外笔者想纠正一点，即外国不是没有公车，而是数量不及中国多而已，当然购买、使用的限制也比咱们严格得多。也不是所有国家都不实行车贴。如法国就实行严格预算管理与交通补贴并举来规范公车使用。新加坡则严格实行“公车公用”，对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公务员给予一次性购车补贴和发放汽车消费补贴，对于普通公务员只给予交通补贴，一并计入工资。　南非政府则鼓励公务员使用政府高额补贴购买私车，促进公车私有化。各国都有各自的公车管理办法，咱们不能拿某个国家的经验要求杭州取消公车就得取消车贴，应该允许杭州有自己的车改办法。如若不然，要求取消公车后也一并取消车贴，则不但会让先行先试者为难，还会让后继者吓得退避三舍，最终断送杭州车改迎来的大好局面。

  此刻我们最该做的是，一方面为杭州车改经验鼓与呼，另一方面号召鼓动其他地区尽快复制杭州车改经验，加快推进我国的车改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