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杭州人为什么那么信任“花儿基金”

   8月19日，《青年时报》报道了山西陈天文夫妇20多年间收养了39个残障儿童，浙工大毕业生苏家铭为了给这个特殊的家庭换个新家，做出了成立“花儿基金”进行募捐的举动。消息一传出，众多好心人便纷纷响应，给“花儿基金”捐款捐物，而今“花儿基金”的爱心总额已达到15万余元。（23日《青年时报》）
   刚刚诞生的“花儿基金”在短时间内便能募得善款15万余元，这不只是因为陈天文夫妇的善举和苏家铭的义举感动了杭州人，而在于他们充分信任“花儿基金”。当此国人因为郭美美事件的刺激对中国的慈善事业普遍失去信任的当下，由几个毛头小伙子初创的“花儿基金”凭什么赢得公众如此之信任？答案就是，它不是官办慈善基金，而是民办基金。
   苏家铭深知，在这中国的慈善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下，民办基金要想取信于民，就必须做足公开透明的功夫，保证每一份善款都能用到救助这39个残障儿童身上。因此他不仅承诺“花儿基金是零管理费，大家的捐款，我们一分钱也不会动”，而且及时公布捐助者的姓名、照片以及捐款数目，与此同时，还把发票和收据拍成照片公布在“花儿基金”的微博上，做到了每一笔捐款的支出都有案可查。
   苏家铭能做到的这些恰恰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做不到的，因而前者的信誉越来越好，后者的公信力则越来越低，如今公众对官办慈善的热情已降至冰点。这一冷一热昭显了一点，即国人从来就不缺乏慈悲心，也不欠缺从事慈善事业的热情，所欠缺的就是找不到一家放心的慈善机构。近来迭曝的一系列慈善丑闻，已经充分地表征了一点，我国的官办慈善已经走入死胡同，已到了不能不改革的地步；而“花儿基金”的成功运作业已证明，民间慈善大有可为。
   在衷心希望其不断壮大的同时，我也深为它的未来命运担忧。我在“花儿基金”的博客上查不到以下信息：是否通过民政部的注册登记，有否找到挂靠单位。而按照《社会团体登记条例》等规定，如“花儿基金”这样的民间团体须报请民政部审批且有了挂靠单位后方能成立运作，如若不然，则属于非法组织应予取缔。故即使如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在成立之初也只能被动选择和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全称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开户行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并不具有独立身份。据最新消息，“壹基金”由于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保证，正面临中断的命运。
   严格说来，如“壹基金”这样的慈善机构仍不能称为真正的民间慈善组织，它挂靠在官办的红十字会名下，自身就难逃官办色彩，因而势必要遭遇官办慈善机构一样的信任危机。相反，如“花儿基金”这样的慈善组织，因为是由几个大学生一手创办的，民政部门对其“网开一面”，既不要其挂靠某官办机构，也放宽其准入门槛，反倒成就了其真正的民间慈善身份，因而大获成功。
   由此反证一点，是到政府放宽民间慈善组织申请登记的注册门槛的时候了。前不久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了，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三类社会组织有望直接向民政部门登记，无须再找挂靠单位。有关法规修订文本目前已上报国务院法制办待批。此乃大势所趋。官办慈善机构垄断中国慈善事业的局面必须打破，如“花儿基金”这样纯粹的民间慈善组织应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让慈善回归民间，中国的慈善事业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