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给打黑下指标：须避免误伤和伤及无辜

   “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团伙，每月要上报1至2条涉黑恶犯罪线索。”3月15日，广东东莞厚街镇召开打黑除恶工作动员会，镇委书记黎惠勤在会上表示，对于发现黑恶势力不报不打者将追究责任，“该撤职的要撤职！”（3月16日《广州日报》）

向黑恶势力犯罪“下重锤”深得民心，但一锤下去能否砸得既稳又准不能不考量。从厚街公安分局局长陈福华在会上报告的情况看，当地的黑恶势力确实很猖獗，涉黑面也很广，用他的话说是，“黑恶势力的触角向镇里民生的各个领域渗透，从建筑、客运、物流、娱乐、餐饮、夜摊等行业，到生猪、肉类、海产品、豆腐、蔬菜、酒类批发等市场，都成为黑恶团伙觊觎的对象。”看来是非“下重锤”不可了。

  不过，打黑是一回事，怎么打则是另一回事。如按照该镇的打黑部署，给每个派出所下达打黑指标，似有不妥。此种打法属于典型的运动式打法，——陈福华表示，今年厚街的“打黑除恶”行动要结合全国严打春季攻势、全省“粤安11”专项行动和全市刑侦工作会议部署的“四大”打击行动，向黑恶势力犯罪“下重锤”，声势浩大，任务紧迫，打击面广，收效也快，但负面影响也很显著，即往往会造成误伤甚至伤及无辜。此类教训难道还少吗？

   正如网友所说，假如辖区内没有黑社会组织，派出所为了完成打黑指标，免遭撤职处分，难道不可以将打击目标锁定在那些疑似黑社会组织头上？这就涉及到怎样定性黑社会组织的问题。从重庆打黑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其突出一点是，一些被告人在庭审阶段拒不认罪或当庭翻供，律师也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原因是被告不承认自己是黑社会成员。他们巧妙地钻了法律的一个孔子：利用立法与司法对“黑社会组织”这一法律概念的理解定性差异，即立法对“黑社会组织”这一概念界定严格，而司法适用过程中，为了更有效的打击黑社会犯罪，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宽泛的界定。

   我国刑法本身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出定义，但在立法解释中作了相关界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中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有如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组织性、谋利性、暴力性、控制性等特征，才能称为黑社会组织。

   从近年来各地打黑的司法实践分析，确实存在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尤其是将打黑当作一场运动来对待的地区，司法机关往往用较为宽泛的黑社会概念来认定涉黑恶势力团伙，不严格区分黑社会犯罪同有组织犯罪、一般流氓团伙、犯罪势力等相似概念的区别，笼统地它们当作黑社会组织予以严打。司法机关采取宽泛的界定打黑，既方便适用，又便于用该条法律来惩治犯罪，但在适用过程中往往会造成量刑过重、过宽的现象。

   具体到厚街镇的情况来说，该镇之所以涉黑团伙多，与其流动人口多、外来帮派多密切相关，但要看到一点，外来人口之结成联盟帮派，有他们的特殊需要，如抵御本地人的欺凌，在找工作、维权、生活等方面彼此有个照应等，不一定就是为了打砸抢等的作恶需要，这些组织与严格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有所区别，如采用下指标的方式打黑，很可能会给这部分人造成误伤，因此我认为厚街镇打黑下指标的方法不妥，应予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