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张聪为何要借杀人达到“想死”的目的

   6月12日，陕西西安19岁的高考生张聪去“银河电力书店”闲逛，杀死了在书店内当出纳的71岁的常大爷，同时捅伤了两位女店员。据当地民警介绍，案发当日张聪被带回派出所，情绪非常激动。问他为什么要杀人，理由简单得不可思议：就因为自认为高考成绩不理想，因此萌发了“想死”的念头。（6月16日《华商报》）

   想死还不简单，随便找个地方，用小刀或者绳子自我了断便是，也可以选择跳楼、撞车、卧轨等方式，前提就是自杀而非他杀。但令人困惑的是，张聪并不是借自杀达到“想死”的目的，而是偏偏选择了通过滥杀无辜来满足他“想死”的愿望，这就不能简单地以巨大的高考压力致人精神失常来解释，而是应该从其所接受的教育来考量，人性是怎样在畸形的应试教育中一步步扭曲变形的。

从其班主任的介绍中可知，张聪并不是生来就是一个残暴、有杀人倾向的学生，相反他是个热心帮助同学的学生。至于他为何演变成可怕的杀人犯，老师给不出答案，只能透露这么一点信息：最早在高二的时候，张聪只是在一篇作文中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具体内容记不清了。

笔者恰恰从这一细节中洞察到了其中的奥妙，即由仇恨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而发展到仇恨社会及仇恨人类。显然，张聪行凶前，内心充满了对整个社会及人类的仇恨，否则他不会无缘无故选择弱势人群（女孩和老人）下手的。他“想死”，既不选择自杀，也不选择向强者动手以便于被杀，而是选择向弱者动手，因为这样更能达到一命换一命的罪恶目的。由此可见，他当时内心的歹毒和阴狠。当然，这可能与其当时精神失常有关系，但我们要问一句：好端端的学生为什么会精神失常。这就不能不说到教育的问题。

人们会说，是高考制度将张聪逼疯了，就像科举制度逼疯了范进一样，但我说，这只是一方面，范进疯了后没有去伤人，可张聪呢？他疯了后去杀人了！这中间的区别在哪里？除了个体因素的差别外，更主要的是所受教育的差别。

科举制度虽然百弊丛生，但有一样值得肯定，即注重“仁”的教育。众所周知，儒家学说是科举考试的基础，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仁”，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提倡爱己及人，说白了就是待人以爱。反观当下的学校教育，最缺的恰恰是此种仁爱教育，教师除了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功利教育外，很少会对学生进行人性、人道、仁爱教育，更不会对学生进行敬畏生命教育，由此导致学生生命意识淡漠，缺少人道关怀和悲悯情怀，内心充满了牢骚不平、紧张焦虑，发展到后来就开始仇恨一切，从仇恨书本到仇恨学校，从仇恨教育制度再到仇恨老师，极端的则滋生了反社会、反人类的倾向。

我这样比较，不是替科举制度评功摆好，只是想表明一点，范进疯了后没去杀人，与长期接受“仁”的教育不无关系，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二千多年的教育史中，只有当代才出现学生杀老师的事件，——君不见，单去年10月，北京、山西朔州市、浙江丽水缙云就发生了三起杀师案件，而古代却从未听说有哪位学生杀了老师的。窃以为，应该联系诸多弑师案，把张聪滥杀无辜的个案也放到整个大教育背景下去考察，把脉产生“当代范进”的病灶，补上仁爱教育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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