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银联替唐氏兄弟求情的法外意义

   从正在宁波中院开庭审理的“唐氏兄弟案”庭审现场传出消息：事发后，作为被害方的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特意给鄞州区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三家单位，发出了《关于从轻处理唐风光等涉案人员的函》，银行认为银联数据发卡系统自身存在一定的薄弱点，唐氏兄弟最初没有蓄意攻击系统的主观恶意，唐氏兄弟归案后，能够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及时追回涉案款项，挽回了经济损失，社会危害性不大，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建议处理该案的时候，能够对涉案人员从轻处理或者免于刑事处分。(4月16日《现代金报》）

   银联的求情实乃基于一种常识理性，传达了一种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银联没有从分析法理入手替兄弟俩求情，而是依据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替兄弟俩求情。如兄弟俩原本只是普通的外来民工，穷，但守法，未有作案前科，如不是ATM机出错，他们仍旧是好公民；再如他们良知未泯，在其母亲的劝说下，放弃了继续作恶的念头，并退还了全部款项；再如鉴于他们年纪尚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放他们一条生路，等等。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其建议完全是从常识理性出发，极有说服力。    

    许霆案一审出来后，为什么舆论大哗，盖因为判处许霆无期徒刑这一量刑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结果相比明显是不相当的，即使是普通大众依据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都可以判断出这是明显失当的。但中国实行成文法，法院只能按照现成法律条文照判。二审时为什么改判了呢？法院也是考虑到了这层关系，并参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立法为了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规定虽然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在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下级法院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刑，所以才作出改判的。

　　事情闹得这么复杂，盖因为“许霆案”和“唐氏兄弟案”太特殊了，其特殊性表现在案子的性质上，它们到底是属于盗窃罪还是侵占罪，众说不一，法院坚持按盗窃罪量刑，律师则坚持认为要按侵占罪定性，而现成法律恰恰又不能对此给出权威的解释，争议由此而起。这也正好暴露出在新形势下法律的不完善之处，故有律师建议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将盗窃罪与侵占罪规定科学化。在此情况下，出现银联替唐氏兄弟求情的插曲，正好以受害者的身份替大众道出了一种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满足了公众的诉求，为宁波中院适度运用自由裁量权减轻对唐氏兄弟的量刑标准提供了民意支持（据悉，公诉机关在公诉时，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的采信），当然说不定也为有朝一日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相关法律条文提供一种常识理性，以为参考，那此信的意义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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