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保

    亚子的中篇小说《拾麦女》(载《当代小说》1992年7月号)描写的是山东农村生活。在中国当代小说领域，数量比较可观的、在艺术上也比较优秀的，大约就是这些被称为“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品了。怎样变革或更新这一苦思冥索了几十年的小说家族，也就成了很尖端很艰巨很棘手的课题。从小说的类型角度审察，《拾麦女》是可以算作依然在流行及探索  的“新写实小说”的，可就现今的状况而言，绝大部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热情都抛给了城市生活的烦恼与苦涩，以及置身于这种生活中的人的无可奈何的、但又时时企图挣扎或改变自己命运的精神状态，譬如方方、池莉、刘震云的作品；这样。除了刘恒的几部佳作，人们几乎读不到卓越描写农村生活的“新写实小说”。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拾麦女》便是一种独到的实验了。

    在叙事方式上，《拾麦女》似乎与“新写实”形态保持了一种不约而同的默契——描写散漫、随意、宽松，讲求细节而不谋情节的完整性。特别是在“故事”的设置上，基本舍弃了传统的起伏承合。

    “拾麦女”是一个高考落榜的农村姑娘，家境贫困，苦于父母无力支撑她再去“回读”，所以她决定出山“拾麦”，以便自己给自己挣几个钱，并由此而实现自己的心愿。但一个兼有中学生身份的女孩，哪里知道“拾麦”的“真实”——对她来说，还不仅仅是艰辛劳顿，而且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情感磨难或精神侵略。她终于垮了：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待她清  醒之后，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种种他人的安排。她在命运面前不能不屈服。她回山了。其中也就意味着她将和许许多多农村姑娘一样，既不快乐也不痛苦地踏上一条前人已经走过的路。

    “故事”所展现的，是一种人的存在境况的真实。在描写生活现实方面，《拾麦女》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思情建构是存在差异的，因为我们看到，“拾麦女”对于拾麦经历中所遭受的情感磨难或精神侵略，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方式的抵抗，而且是如此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这对于那些“现成思路”比较坚固的读者来说，无疑会感到遗憾或可惜，甚至可能指责作者消极或缺乏理想主义。但正是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真正贴近生活的真实，一种虽则悲哀可叹但又不乏醒世意味的人生图像。《拾麦女》中的小英是无可厚非的。她已经努力过了。或许有的人可以奋进几步，甚至是奋进到最后。但这个“拾麦女”只可能奋进到这一步了。生活就是这样，因而就让我们去反省生活本身吧。

    “拾麦女”的出山与回山，作为一种精神历程，其中包含了丰富的隐喻性。或者说，倘若剥离了特定的具体背景，那小英的出山与回山是可以认作一种拥有普遍意义的思情符号的。在“拾麦女”的“现实”之中，孕含了一种“她”与“我们”相通与共鸣的精神内容——只不过“她”是“拾麦女”，而“我们”是其他生存形态的男男女女罢了。作为人性人情的共同方面，人人都试图解放自己，试图摆脱不尽人意的生活困境，并试图奋争而获得一片新的天地。寻找与追求是永恒的，理想或憧憬也是不可忽视的，但生存现实提供的契机是有限的，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冲突及屈从命运的安排就成了一种永远的生活风景。这不是命定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经常不断地发生在我们中间的充满了原汁原色的生活现象。

    当然，因了“写实”或“新写实”的缘故，作品的描写也应该遵循可能性的原则，并使读者感受到其中的逼真与可信。在这方面，《拾麦女》无疑是做得相当出色、也相当富有分寸感的。谁都清楚，“拾麦女”不是曾经有过的那些革命故事中的女英雄，她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挣扎在斑斓驳杂的生活风景线上的人，一个渴求自己能够生活得美好一些的人，因而“拾麦女”短短几天的人生旅程所能提供的，倒是一种关于人的生存处境中的位置问题，或者是，她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人是如何被生存环境改变与重铸的？其中的决定因素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等等。

    这部小说描写了“拾麦女”的命运。其实，也是人的命运。与命运的描写及表现所适应的，是作品所诉诸的叙述情调，即那种舒缓与惆怅的抒情性低调。这大约也是小说之所以给人以一定的感染力及沉思色彩的艺术原因。但叙述情调毕竟得还原为作品题旨的表现，或最终还须为命运感的审美传达服务。不过，这里值得说一说的是，命运感的传达之于小说审美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可以说，数不清的小说都描写与表现了人的命运，但命运的描写(特别是具体人物的命运描写)并不是艺术表现的终极目的，因为凡艺术创造大约都是以人的命运描写为契机的，而最终试图实现的，应该是一种人的存在处境的揭示，一种关于人的自身景况的传达，或者是一种启示，一种使人生活得更好的提醒。就如《拾麦女》描写了“拾麦女”的命运，但这种命运绝不仅仅局限于“拾麦女”这一个。这，便是小说中的命运描写的审美意义了。当然，其中的蕴含需要我们细细体味。

    如今，关于“新写实小说”的艺术意义的争议分岐就在于：一方面说，“新写实小说”仅仅满足于“人的生存处境”的传达，其中忽视了生活的社会意义的展现；而另一方面则说，“新写实小说”的确表现了“人的生存处境”，但这是小说的高境界，其中自然也涵括了社会意义、甚至是尖锐的社会生活矛盾……哪一种见解可靠呢？读一读《拾麦女》，也许可以悟出一些真正的“意义”来的。

                               （此文原载《当代小说》1992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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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政保，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江苏常熟人。1982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评论集《闻捷的诗歌艺术》、《小说与诗的艺术》、《军事文学的观照》、《小说世界的一角》、《苍老的屋脊》《精神的出场——现实主义与今日中国小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