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6456）·《周秦行纪》

《周秦行纪》，唐代文言传奇小说。韦瓘撰。宋《秘书省续四库书目》小说类著录有“韦瓘撰《周秦行记》一卷”，郑樵《通志》地理类著录《周秦行纪》，亦作韦瓘撰，似可信。有敦煌写本(P.3741)、《顾氏文房小说》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虞初志》本等。鲁迅辑《唐宋传奇集》收入。

韦瓘（789——862？），唐代文学家。字茂弘。生卒年不详，活动于文宗、武宗时期。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进士及第，仕至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友善。李德裕任宰相时，罕于接交文士，唯与韦瓘往来无间。李德裕罢相，韦瓘也被贬为明州长史。会昌末年，累迁楚州刺史。官终桂管观察使。李德裕与牛僧孺党争激烈，韦瓘为李德裕门人，遂托名牛僧孺撰传奇小说《周秦行纪》，描写了牛僧孺落第而归，夜宿汉薄太后庙，与汉唐妃嫔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等宴饮赋诗，并戏称唐德宗为“沈婆儿”，以此诬陷牛僧孺有无君之心、犯上之行。开成年间，宪司复查，唐文宗定其为伪托。《全唐诗》卷507存其诗1首。《全唐文》卷695存其文3篇。

《周秦行纪》原文请参阅鲁迅辑《唐宋传奇集》。 

内容概述：此作以第一人称叙述，写牛僧孺落第归家，经鸣皋山下，夜宿大宅。主人自称乃汉文帝母薄太后，又为引见戚夫人、王嫱、杨太真、潘淑妃，相与谈笑赋诗。宴罢，王昭君留宿陪寝。天明询知留宿处为薄太后庙。文中叙及薄太后称当朝天子为“沈婆儿”，即用来诬害牛僧孺。此文创作构思大抵因袭牛僧孺《玄怪录·刘讽》，描写妇女口气较生动，所作各诗也较有情致，故虽为谤讪之作，艺术上却不无可取之处，对后世传奇创作也有一定影响。如将时代悬殊的历史人物之神魂与生人聚于一室谈笑赋诗的构思，就曾为《纂异记》作者李玫效法，创为《嵩岳嫁女》及《蒋琛》二文。然总的说来，此作还是过大于功，它不但开创了伪托他人作小说以嫁祸的卑劣手法，授诋毁小说者以把柄，对传奇的研究也产生不良影响。宋人以《白猿传》为讪谤欧阳询之作，视《李娃传》为影射和攻讦郑畋、郑亚之作，都不能说与此文产生的影响无关。

鉴赏：欣赏这篇小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本身，一是其出现的背景和有关公案，尤以后者值得注意。

小说本身所写是唐人传奇常见的内容：书生的艳遇。其特别之处则在于，这个落第书生有名有姓，是后来当了宰相并卷入纷纭纠葛数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的魁首牛僧孺，小说就是以他的第一人称口吻写出，全文仿佛是他的自述。而且他这回遇合的异性对象不是神仙，不是精妖，也不是妓女或一般官民家的妇女，而竟然主要是历代帝王的后妃，并且由汉代的薄太后作主，强要一人为其侍夜。所以，这可不是一次寻常的艳遇，而是一次胆大妄为的“以臣犯君”。

故事发生在一个常见的假定性环境之中，全部情节均在梦幻般的状态下进行：夜暮时分，赶路的书生来到一所大庄院问路投宿，女主人殷勤招待，并召来另外几位女子相陪，一番欢聚之后，择定一人侍宿。天将明时，宾主依依惜别，书生重登旅途，走出不远回头再望，昨夜的大庄院缈然不存，唯见一座废毁旧庙而已。

这样的情节模式，在唐传奇中屡见不鲜，明眼人当可看出，这位书生的艳遇其实是以当时文士中盛行的狎妓生活为原型的。在这一点上，本篇与早期传奇、张鷟的《游仙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游仙窟》用秾丽的骈文写出，《周秦行纪》则是一篇成熟的散文。它写来如行云流水，文意畅达而无隐，从牛僧孺落第回乡，途经鸣皋山下，夜投薄后庙起，一路娓娓道来，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均贴近生活，质朴精炼，灵动有味。如写僧孺之入幻境：“夜月始出，忽闻有香气；因趋进行，不知近远。见火明，意谓庄家。更前驱，至一大宅，门庭若富豪家……”使读者与故事主角一同于不知不觉中由真入幻。

至于刻画人物，则能抓住各人特殊遭际着力渲染，尤于对话用力，以突出各人脾性，故虽寥寥几笔，却画出了各具风采神韵的人物小像。如戚姬史无艳名，又是被吕后害死的，死时很年轻，所以其造型是“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仅可二十余”。而王昭君是著名美人，又是两代单于阏氏(相当于王后)，所以是“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年低薄太后”。杨贵妃因是近人，所以刻画得尤其生动，当牛僧孺以臣礼拜谒她时，她说：“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设此礼，岂不虚乎?不敢受！”说话口气礼貌中含有对唐王朝的某种哀怨，接着在代潘妃回答薄太后的问话和对“今皇帝”的笑谈中，又进一步显示了她敢言甚至泼辣尖刻的性格，一句“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简直使人如见其讶异不屑的神气。以下写众人欢宴，即席赋诗，诗均工整，且都很切合各人身份，说明作者的诗才和模拟本领相当高强，当然，这都是唐代文人普遍的长技。绿珠的出场，作者变了一种写法，让她先已在场，而牛并不认识，直待薄太后特意介绍.她才像演戏那样进入表演区，开始发言和动作。这就使小说的笔致多变，显得挥洒自如而不呆滞，这与前面写各人与薄太后对话，唯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对”而由杨妃代答的写法是同一机杼。再下面写薄太后择人为牛伴宿，各人的推辞语.也极具特色和趣味，绝不可相互替代。

综上所说，应该承认，《周秦行纪》作者的文学修养和小说技巧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是，问题在于：究竟谁是这篇小说的作者呢?

一说就是牛僧孺，小说文本中就是这么表明的，而且牛僧孺写有小说集《玄怪录》，他确实会而且爱写小说。但如果真是这样，牛僧孺就犯下大罪了。小说拉出那么多帝王后妃供其驱遣，陪他饮酒作乐，甚至要她们陪宿。这在封建时代，岂不是“大不敬”吗?更严重的是，小说竟借杨贵妃之口称唐德宗为“沈婆儿”—沈老太婆的儿子，对他当上皇帝表示极端轻蔑。按照牛僧孺的政敌李德裕《周秦行纪论》(此论是否为德裕作尚有争议，也可能是李党人物托名而作)的分析：“太牢(指牛)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怀异志于图谶明矣。”简言之，从《周秦行纪》可证牛僧孺“无君”，甚至想篡位当皇帝，这可是个杀头的罪名啊。也的确有人以此告了御状。当时的皇帝已是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他在听了举报、看了小说以后笑道：“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幸好皇帝不糊涂，牛僧孺才没有陷入一场可怕的文字狱。(参宋张洎《贾氏谈录》)

既然连皇帝都不相信《周秦行纪》是牛僧孺所写，那么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呢?于是有人怀疑是李德裕所作，因为他是牛的政敌，有可能用此办法陷害他。这就是《周秦行纪》作者的第二种说法。但这说法既无直接根据，也与李德裕的为人行事相去太远，所以不为人所信。

第三种说法是宋初人贾黄中提出的，他在同张洎的谈话中，引述了唐文宗否定牛僧孺为《周秦行纪》作者的意见，同时指出这篇小说乃是李德裕门人韦瓘所作，是韦瓘写来诬陷牛僧孺的，不过他没有申说理由。这一说法虽也并无铁证，但因为唐代朋党间用小说相攻讦的事颇多，李党就曾写了《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专门丑化牛党人物，贾黄中是距唐代很近的宋初人，较有可能了解真实情况，他说是韦瓘伪作，想必有他的根据，而韦瓘也确实与李德裕关系不同一般，在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周秦行纪》作者就这样暂定为韦瓘了。

《周秦行纪》作者问题还可继续研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唐人用诗文作为朋党互攻之具的现象，远不止这一起，已造成当时文坛上的一股风气，而且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这种风气也许能够催生出某些颇具艺术性的作品，如本篇即是，但对文艺和人心的毒害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评：落第归家牛僧孺，鸣皋山下欲投宿。主人自称薄太后，殷勤招待谈詩賦。

    留宿陪寝王昭君，天明书生登旅途。走出不远回头望，庄院不存废庙屋。

称天子为“沈婆儿”，用来诬害牛僧孺。书生艳遇本盛行，异曲同工《游仙窟》。

朋党互攻用诗文，风气影响伤艺术。作者暂定为韦瓘，一桩公案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