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富与国富相同一论。强调国富丝毫不否定民富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民富，才有国富的可能，民富是必要的条件。从经济方面来看，民富可以多收税，税收增加国家就会富裕。国家要兴盛，一定要国富。国富兵强，诸侯就服从他的政令，“藏富于民”并不是说以牺牲“国富”为条件。从政治方面看，民富就会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必尊上畏刑，尊上畏刑就易治理。反之，民贫就会离乡轻家，离乡轻家就敢于犯上、敢于违法，犯上违法就难以治理。

4．“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即“从其四欲”、“去民四恶”。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

5．“与时变”的创新精神。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是对其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留今”是提示人们不要受现实所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与时变”倡导的是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所谓“俗”，是指民间自然形成的事物，而非因循守旧制度之规定，这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创新。

6．诚信者获益的管理思想。管子把诚信之德与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认为诚信之人必得利益；只有让诚信之人富足，人们才会去履行诚信之德。管仲认为，“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在这里，管仲主张推行的是让诚信之人获得利益的政策或营造诚信致富环境。

7．德能兼备的标准。管子认为，国君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子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不因年龄而埋没人才。选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5000多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中国历代都有着至今看来仍不失其价值的管理实践，长期的管理实践产生了丰富的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