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孔子的思想，是在他们死了很多年后战国中晚期才热闹，更要到有汉一代才兴旺，才有了“引导”的实际。至于曾为显学的墨家，即使有过昙花一现的热闹，其实至今没有能够“引导”过中国。这是思想的规则。现代社会运转快速，但这规则并不能够打破，如果是真的思想的话，尤其对哲学的思想来说更是如此，而在出版、言论不自由的国度，绝是必然。哈耶克曾引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社会科学研究者必然惧怕民众的赞同：当所有人都说他们好话时，祸便降临他们头上了。……一个学者几乎不可能在他生活的年代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并享有一个爱国者的声誉。” 哈耶克也认为：“把现存的多数人意见当作评判多数人意见应该是什么的标准，便会使整个过程原地循环，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当一个政治哲学家发现自己的观点极为流行时，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是否尽职尽责了。恰恰是通过坚持多数人不想考虑的观点，倡导他们认为不实用并令人厌烦的原则，他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哈耶克：《自由宪章，多数人的统治》）这些语句的意思，其实也就是我所说的“思想的规则”，任何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在当下都不可能是“引导”者。这是思想家必须要承担的命运和责任。思想家一定是当下的，但他必定不是当下的。如果仅仅以当下的“引导”、被承认、被拥护、风光为目标，当然也可以思想，但不要妄想什么做思想家。

　　但是，思想家的非当下性并不能够成为学界不能发见思想家的理由，这不是学界的自我辩护词。现代学界拥有庞大的研究思想的队伍，发见思想家是学界天然的学术责任。当外国的学者问中国学者“中国有没有思想家”时，他们是正当的，是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思想的真正价值，是试图发见中国。但是，当中国的学者回答“中国没有思想家”时，则是非正当的，是武断，是低劣学术水准下的狂妄，乃至无知。正当的回答只有三种：一，承认自己不了解，学术水准还不够高度和广度；二，基于对学术界自身的“了解”，至多只能回答在中国的教授中没有思想家；三，坦率承认无法回答，不能下结论，因为中国的思想并不能做到全部发表，或许中国的思想家正在山野、在庙宇、在囚笼。无论如何，中国有十几亿个脑袋，十几亿个脑袋出一两个思想家的脑袋并不是不可能；面对着黑鸦鸦数不胜数的脑袋，钱理群先生们应该是足够谦逊的，理性上应该留一个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