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多年，将读书所得写下来却晚得多，迄今共得五百余篇，收入十来个集子，另有《插花地册子》（二〇〇一年）一种，是我的读书回忆。我说：“过了三十岁我才写散文，那时彻底告别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已久，多少学会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历史、社会与人生了。”（《〈如面谈〉后记》，一九九七年）这使得我不致再代表“我们”说话了。我的读书之道就是我的写作之道。

我说过，自己所写文章，大多是对世间的好作品——尤其是对心甘情愿承认写不出来的好作品——的礼赞，而这并非易事，“因为须得分辨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不致混淆是非，乃至以次充好，——这既关乎眼力，又关乎良心；反观自己，于前者不敢妄自菲薄，于后者却是问心无愧也。”（《〈止庵序跋〉跋》，二〇〇四年）这就涉及为什么阅读的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其一，我需要有人对我说些什么；其二，我需要有人替我说些什么。二者都不妨形容为‘契合’，然而程度有所不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重要性上存在差别。前者也许讲出了有关这个世界的更多真谛，然而如果我开口，所说的将是后者讲的那些。以俄罗斯作家为例，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列斯科夫、迦尔洵、契诃夫、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蒲宁、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和别雷所说我都想听，其中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尤其想听，但要说当中有谁代表了我，大概只有契诃夫了。如果在世界范围里举出一位的话，那就是卡夫卡，虽然我另外喜欢的作家还有很多。藉此正可回答我为什么不事创作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有人已经替我写了。——我这样讲，似乎忽略了才能、机缘之类与创作相关的重要因素。那么换个说法：卡夫卡或契诃夫是我希望成为的作家，他们是我梦想中的自己。因为世界上有了他们，我不曾虚度此生。”（《安东尼奥尼与我》，二〇〇八年）上一节讲到奥威尔，也是同样意思。从根本上讲，我把阅读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同过程。所以一再声明，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读书，偶尔记录感想，不过是副产品罢了。

我读书，将读书所得写下来，受到中国古代诗话、词话很大影响。这最早也是父亲推荐给我的。“诗话、词话每则多很简短，但却体会入微，而前人佳作的好处，正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用心感受，倘若走马观花，则一无所得。古人谈论诗词，又往往互相联系，彼此打通，窥见共同规律，但始终不离前述具体感受。我正是由此学得一种读书方法，或者说思维方法，而将其记录下来，似乎就是文章的特别写法了。”（《插花地册子》）说来还当归结为对于“文心”的体会。

    我很希望能做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普通读者”，具体说来，即如其所言：“显而易见，书是分门别类的——小说，传记，诗歌等等——我们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一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我们的好东西。然而很少有人问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一种模糊和零散的心绪拿起一本书进行阅读，想到的是小说的描写是否逼真，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传记的内容是否一味摆好，历史记载是否强化了我们的偏见，等等。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成见，那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尽量地敞开心扉，从最初部分开始，那些词语及其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人类的另一个奇异洞天。深入这个洞天，了解这个洞天，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实在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对此我说：“伍尔夫所说摆脱成见，实为读书的前提，否则看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一卷在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本书，还有关于它的各种说法，诸如评价、解释之类，这些东西挡在眼前，可能使人难以得窥真相。”（《普通读者》，二〇〇八年）

    话说至此，实已不限于读书写作，而关乎一个人的思想，亦即安身立命的大事了。我曾说：“这几年逐渐形成一个看法，与思想和文章都有关，就是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的，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的，他的前提原本就是从别处领来的，所以两者乃是一码事。”（《〈史实与神话〉后记》，二〇〇〇年）又说：“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一己思考的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话语泛滥的世界，太容易讲现成话了；然而有创见又特别难；那么就退一步罢，即便讲的是重复的意思，此前也要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才行。”（《插花地册子》）

    前面讲到阅读是对真理和创造的认同，可以说是“信”；“信”之前还得有“疑”，要经自家验证，真理确系真理、创造果为创造才行。我说过：“囿于定论，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可能太过狭隘、简单，充满失实之处，甚至已经死去。目下‘独立思考’与‘思想自由’都是时髦话，然而独立与自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似乎很少有人给予明确答复。在我看来，无非就是独立于定论，自由于定论，否则一切都成了空话。定论是结果，不是前提；以定论为前提，‘独立’与‘自由’充其量不过是别出心裁地为定论作诠释罢了。需要强调的是，独立自由于定论并不意味最终一定要摒弃定论，只是要给自己保留一个真正认识世界和真正认真思考的必要过程而已。”（《历史之外的历史》，二〇〇二年）“我”与“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