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面世后，有读者问我编校时做过什么改动，书中文字为何与先出的皇冠版不尽相同。我回答说：我所依据的是张爱玲的手稿复印件，皇冠版系重要参考，却不曾全数照搬。《小团圆》乃《张爱玲全集》中的一册，第一卷头里印有“凡例”，这里同样适用；此书的编校，还有一些特殊之处。现略作解释，以就教高明。

    “凡例”计五条，最后一条是：“本全集为简体字版，对文内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加了书名号，明显错字则予以订正。作者特殊的用字习惯，方言用法，以及人、地、物之旧时译名则未作改动。”

    这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告成立。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问根底太深，他与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三杰，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对陈、胡表示赞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应，已经足够有分量了。他还提出一些激烈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顺利通过。后来他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废姓改称“疑古玄同”，也令世人侧目。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据说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沽”，买酒也；“酌”，饮酒也。我取这个题目，好像做了酒鬼似的，其实不然。打个比方罢了。平生兴趣甚少，烟酒茶均不沾，也不喜欢什么运动，只买些书来读；但我觉得就中意味，与沽酒自酌约略相近。若说不足与外人道未免夸张，总之是自得其乐。至于偶尔写写文章，到底还是余绪，好比闲记酒账而已。

       我学习写作不过十年光景，产量不算太多，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书”，都是专门写的；其一是“文”，写的时候没有计划，凑够一定数量就编本集子。前此的《樗下随笔》、《如面谈》和《六丑笔记》均是这样，这本《沽酌集》也不例外。所写的文章大多与书有关，或是书评，或是因读书而起的感想。写前两本集子时，读什么书都是自己定的，这几年略有不同，倒也没有多大区别，因为自有一条底线在，盖非什么书都肯读，什么话都能说也。前述书评与感

    苏州我前后去过多次，但是说来奇怪，后面几回反而记不真切了，印象较深的还要数最初三次。分别是在一九七二年，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六年。第一次由姐姐带着，父母先给写好了该到哪儿玩，我们老老实实按图索骥，不在列的则过门而不入；第二次我写过几十首诗；第三次则记了些散文似的东西，勉强也可以算作游记罢。日前从故纸里找到手稿一束，即此是也。小序有云：

    “今年正月，我第三次去苏州，作有小品数十则，录如次，总名之曰《姑苏一走》。其后又去过一趟，系与人同行，却是只字未写。丁卯六月二十，止庵记于北京。”

    此乃练笔之作，所以向未发表。这

皮皮：

    谈论安东尼奥尼，涉及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看电影，或者进一步讲，为什么要阅读，假如将看电影也包括在广义的阅读之内。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其一，我需要有人对我说些什么；其二，我需要有人替我说些什么。二者都不妨形容为“契合”，然而程度有所不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重要性上存在差别。前者也许讲出了有关这个世界的更多真谛，然而如果我开口，所说的将是后者讲的那些。以俄罗斯作家为例，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列斯科夫、迦尔洵、契诃夫、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蒲宁、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和别雷所说我都想听，其中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尤其想听，但要说当中有谁代表了我，大概只有契诃夫了。如果在世界范围里举出一位的话，那就是卡

李先生：

       信得。舒芜死后，我写了一文，发表在《南都周刊》，现将原稿附上，请阅。您所示周某之文先已读过。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引用过自己和舒芜的信，此非秘闻，“三十万言书”收入《胡风全集》，后又出过单行本。在我看来，即便同为“告密”，其一造成后果，其一未造成后果，仍不能混为一谈。而由“反胡风”而“肃反”而“反右”而……后果实在太惨重了。虽然胡风我也觉得他左，不喜欢他的诗和文章，尤其是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其实是对福楼拜以后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反动。

       《

    这些年出了不少关于书的书，有读者写的，有编辑写的，有卖书人写的，有收藏家写的，读来都有意思。但我总有一点不满：书这码事儿，有写书——出书——卖书——买书——读书一系列环节，进而言之，“写书”又涉及作者、收入，“出书”涉及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卖书”涉及书店，“买书”涉及收藏，“读书”涉及评论，此外还有审查、评奖，等等；而作者囿于一己见闻，往往只说到其中一小段儿。譬如收藏家注重版本，出版社当初推出某种版本时有过何等考虑，他就未必知晓了。我一直期待着有一本书，能够把书的来龙去脉都给讲讲，而且生动具体，要言不烦，不板面孔，如道家常。——最近读到李长声的《日下散记》，可谓于愿足矣。

     作者说：“朋友金子胜昭笑问：年将不惑，那你打算做什么？便答曰：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二十年贩“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