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周作人著《近代欧洲文学史》出版，前勒口印了一段宣传语：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之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其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是所谓‘希腊情结’。欧洲千年文学进程，被作者描绘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回归的历史，丧失期尽述其内涵之潜在生命，回归期则尽列其发扬光大之所在。所以本书被定性为‘六经注我’之作，开启‘中国启蒙文学’之作，‘典型的以文学形式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教科书’，被定性为‘进入周作人思想世界的金钥匙’，向读者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后来他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此不无关系。”  此话我觉得眼熟。原来袭自先前重印的周作人《欧洲文学史》。那书封面有一段宣传语是：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之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其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是所谓‘希腊情结’。欧洲千年文学进程，被作者描绘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回归的历史，丧失期尽述其内涵之潜在生命，回归期则尽列其发扬光大之所在。所以本书被定性为‘六经注我’之作，开启‘中国启蒙文学’之作，‘典型的以文学形式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教科书’……被定性为‘进入周作人思想世界的金钥匙’。”

       至于末尾添加的“向读者……”数十字，则是摘自我为《近代欧洲文学史》所作序言。——我说这些，不是非要批评这“一仆二主”的作法，假如两本书都适用，倒也未尝不可，虽然稍嫌取巧。问题是这段话之于《欧洲文学史》已有偏颇；之于《近代欧洲文学史》，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这里只讲一点。周氏自己谈到《欧洲文学史》时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近代欧洲文学史》同样如此。假如连“‘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都做不到，何以满足北京大学“希腊罗马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课程之“用”呢。《欧洲文学史》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成书在将近九十年前，对于相关内容，我们今天的了解兴许超出这两本书的介绍范围；书中所介绍的作品，不少已经译为中文，我们的理解可能更为全面。即以现在的视野和眼光来看，该提到的作家和作品这里几乎都提到了，不必提的也就没提，而且每位作家、每部作品所占篇幅适当，相关评价亦到位，是以篇幅无多，信息量却不小。我曾说，周氏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没有现成“母本”，仅凭杂览群书，居然编出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史来，国内后出类似著作，未必能够完全替代。如果读过这两本书，当知所谓《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之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以及“‘六经注我’之作，开启‘中国启蒙文学’之作，‘典型的以文学形式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教科书’”云云， 纯属向壁虚构。

话说到这儿也就完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去年《南方人物周刊》某期载题为《宇文所安:中国古诗里有人与人的交流》的采访记有云：

    “人物周刊：最近新发现的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跟他的《欧洲文学史》一样，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您怎么看这种带有明确意图或使命感的文学史写作？

“宇文所安：这在周作人时代可能是好的目标，但是现在中国应该是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更活跃的参与者，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关注自身。人们应该学习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对全世界的公民都很重要，也非常引人入胜。欧洲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也一样。”

    显然提问一方并未读过此书，仅据出版社的宣传语乱问；回答一方也未读过，就着问者的话题发挥。“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其斯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