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黄福群（二〇〇二年一月四日）

    舒芜谈知堂的文章，曾汇录为一书，题曰《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我通读过一遍，觉得所谈尚嫌肤浅，感想而已，谈不上研究，盖因其人理论水平原本不高也。何满子文章也看过几篇，简直不值一提。至于舒芜被骂，何的话或许无聊，然而舒芜当年所做之事，的确可怕，依我看永远不可原谅也。——不仅受害者，所有的人均如此。宽容云云，只在人的范围之内，此乃非人举动，谈不上宽容。或者说如此做法，乃是服从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更可怕了。德国有“普通的法西斯”一说，所指就是这等事。历史上有个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即写《青箱杂记》的吴处厚是也。

二，致谷林（二〇〇七年二月十日）

       关于舒芜一文写在数年前。其实我很少此类之作，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近拟为《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写一短文，因想起文献收集，以书信为最难。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人不敢写信，亦不敢存信，多少旧日书札，尽遭毁弃。追根溯源，不能说与舒芜交信之举全无关系。此乃文化浩劫之一大项，然而绝少为论家提起。我觉得舒芜可比北宋之吴处厚。吴亦富才学，所著《青箱杂记》颇可观。然其笺注蔡确《车盖亭诗》，歪曲原意，以为构陷，不恰似舒芜之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乎。此番话颇有法家气，自忖尚非诛心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