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事，有赖于译者及编辑的能力、知识、悟性和心态。不妨再举一例。苏珊·桑塔格《激进意志的样式》中译本《伯格曼的〈假面〉》一篇云：“近几年来，随着雷奈（Resnais）在《穆里爱》中进一步发挥了想象力，一批更为复杂、更为成熟的电影得以问世。”《戈达尔》一篇则云：“以同时代最杰出的两位导演为例：雷诺阿在完成巨作《穆里爱》之后，就变换成《战争终了》的风格，特吕弗（Truffaut）的《柔肤》也与前作《朱尔与吉姆》大相径庭；而《战争终了》与《柔肤》都不过是两位导演的第四部作品。”“另一些影片——如罗塞里尼（Rossellini）的《意大利之旅》与雷诺阿的《穆里爱》——则采取了一种相对‘非现实主义’的叙述模式，将故事分解成为一个个互不关联的部分。”同一译者，何以忽而确知Resnais是雷奈，忽而又错认成雷诺阿（Reneir）呢。这多少涉及相关知识——雷诺阿与戈达尔谈不上“同时代”，犹如《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不是“十八世纪的”，《源氏物语》不是“十九世纪的”，一九六五年去世的是谷崎润一郎，并非自杀——主要还当归咎于译者心不在焉，编辑也视而不见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