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的《娜拉》在中国是非常有名的。这出戏之所以产生感染力似乎倒不在于其中复杂的情节，一般看来那都只是铺垫，要紧的是最后一幕里女主人公的出走，以及出走前她对丈夫、也是对社会说的一大番话。关于家庭、法律、宗教、道德都有所议论；涉及到她自己则说：

    “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处境，我得一个人过日子，所以我不能再跟你待下去。”

    “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我说的是我对自己的责任。”

    “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这些话对于个性的揄扬和对未来的憧憬，很使台下的一代代人受到鼓舞；娜拉的去向，遂成为大家向往着的光明之路了。正如张爱玲在《走！走到楼上去》中所说：

    “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

    胡适还在五四之前就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其中谈到娜拉，说她是去“干她自己的生活”、“救出自己”，很显然他是看好因娜拉出走而昭示的那个未来的。

    但是易卜生这出戏收煞在“出走”，这多少有一点儿取巧，而且也太容易了。娜拉说“要学做一个人”，她到底做了怎么一个人，能不能够“救出自己”，都不知道。作者把娜拉打发出去他就不管了。所以要是由此而生出乐观的想法，那就不能不说是盲目乐观罢。鲁迅毕竟最是清醒，他的《娜拉走后怎样》是给《娜拉》写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续篇，虽然对大伙儿来说是一个非常煞风景的续篇：

    “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后来张爱玲写《走！走到楼上去》，似乎正是由打鲁迅的推想再推想下去：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 他的妻哀恳道：' 走到哪儿去呢？' 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这简直可以看作是对易卜生以及欢呼娜拉出走的一班人的嘲讽了。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出走”。从易卜生到胡适说成正剧的东西，鲁迅看穿了纯属悲剧，到了张爱玲则视之为一场闹剧了。这是悲观的看法，然而也只不过是吹破了带霓虹色彩的肥皂泡而已。

    鲁迅推想的三种下场：堕落，回来和饿死，明摆着都是违反娜拉的初衷的。娜拉走时想“要学做一个人”，她是去求生的，所以鲁迅说饿死不是她的路，而堕落大概与此也差不太多，如果只有这么三个结果由得娜拉挑选，她最大的可能还是回来。这在《娜拉》中已经有两句台词可以看作是谶语了，丈夫海尔茂说：

   “可是，娜拉，将来总有一天——”

    娜拉回答：

    “那就难说了。我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对于娜拉来说，出走而又回来其实是最黑暗的一件事。且不说如何面对海尔茂，如何面对其他人，以及如何面对自己，单单这件事本身也会让天底下一切本来抱有希望的人感到失望乃至绝望，尤其是就起因看来谁都知道娜拉是实在活不下去才要出走。《娜拉》这出戏一般说是写实的，但易卜生自己说过：

   “在生活中任何杰出的人物都是象征。”

    尤其是那个结尾，经由易卜生到胡适到鲁迅再到张爱玲所揭示的娜拉的命运，可以象征很多东西。娜拉出走时作者特地让她“换了家常衣服”，我不知道她回来时是什么样儿；但有时我想到人类、社会乃至历史，眼前就常常晃过她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