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灵谷寺宝志公塔三绝碑印象记

                  -- 今宝志公墓塔碑考伪

1958年我上二年级，我们班的一群男同学一大早在“铜作坊”巷口集合，到中山陵“春游”，听同学中的“大孩子”（当时同班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能达五，六岁）说灵谷寺有块“三绝碑”，“绝”到什么程度，引起我们这些小孩的好奇，我们爬完九层塔，想去寻找。那时灵谷寺一带非常荒凉，林密草深，灌木纵横，荆棘挡道，当地无居民区，很难见到人，走在林中，时而可见白骨，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军事禁区”，于是再也不敢“冒险”去找，成为遗憾。

后来再去已是文革中，经打听找到基本方位，转了一圈，除了草丛中的一堆碎石，什么印象都没留下。

第一次见到宝志公墓塔，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见到“三绝碑”时，没有太多的兴奋，因为碑面太模糊，几乎看不清什么，当时以为“也许时间太久远的缘故”。关于墓塔前“三绝碑”的由来，只知道“按原碑重刻”，其它一无所知。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有了进入国外博物馆网站可能。一次在欣赏馆藏的中国藏品时，首次看到宝志公墓塔碑文的真容，那是宝志公墓塔“三绝碑”的清晰照片（图9,10,11），这块碑的照片还作过我电脑上的“护屏”。

前不久，在寻找“清朝南京科举武举考场”时（据考为今“南空”以南， “大影壁”以北的“小营”），无意中在德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看到一本法文书：法国传教士Louis Gaillard（1850-1900）撰写的《今昔南京-历史地理概貌》（Nankin d'alors et d'aujourd'hui）（1903年出版。法文）（图01）。书中有一张宝志公塔碑碑拓（图02），碑额书有乾隆御笔“净土指南”四字，就是这张碑拓引起我的兴趣。

据史载可知书中此碑为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1757年）所立。该书中附有碑文（图03），碑中有不能辨认的字，用圆圈代替。在“李太白赞诗”的左侧有“颜真卿书”“沈世枫临”的字样。

这位沈世枫为何许人？沈世枫，字东田，号坳堂，归安人（今浙江湖州）。雍正庚戌（1730年）进士，历官湖北布政使，降湖南按察使。沈世枫在乾隆己丑年（乾隆三十四年，即1769年）秋日，曾做诗《法源寺探菊》。

从时间推断：传教士书中拓片应该是“乾隆版”原碑。从“沈世枫临”的字样，可以否定乾隆第一次下江南时，由于有“法守和尚拿拓本进呈”，而刻出了“乾隆版”。（今天文章广传）我觉得这位“法守和尚”提供的拓本起码不全，否则不会让同时期的“沈世枫临”。

传教士书中的拓片估计是在“乾隆版”三绝碑严重破损后拓的片。从晚清历史看，此碑最有可能破损的应该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期间（1850年-1864年）。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江总督曾国荃派人来灵谷寺祈雨，看到宝公塔仅存遗址，于是“令清兵南字营兵丁会同工匠重新修复”。此时曾国荃修宝志公墓是否重新刻碑，未见记载，不得而知。

我推想曾国荃修宝志公墓时，把“乾隆版”残碑拼凑镶砌在新修的墓前。从传教士L.Gaillard的拓片看，此碑已有一比较稳定的平面，曾国荃作为汉人官员修复宝志墓，依然用“乾隆版”原碑残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非议”，从1887年到1898年南京并无大战事。曾国荃修复后的宝志墓应该一直完好地在灵谷寺，这样L.Gaillard 才有可能由有此拓片。传教士在其书中提到了宝志公，宝志公墓的变迁，特别提到灵谷寺宝志公的“墓”，虽说没有墓塔的照片，却有一张“志公祠”内“宝志公塑像”的照片，书中在另处特别提到“1898年7月11日在志公祠拍了照片”。（图04）（1898年为该传教士在南京成书期间，正在等待书中的插图和插页的制作）。我推想传教士书中的“乾隆版”碑拓也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

从目前放在志公祠“按原拓片”重新刻制的新碑看，更接近传教士的原碑拓片，仿制碑中可见“沈世枫临”的字样。（图05）

既然有“乾隆版”原拓片，为什么在1941年汪伪时期任南京特别市政府市长蔡培（任期为1940年6月-1941年12月）（图06）重修宝志塔时没用传教士拓片中的残碑？

一个解释：在1937年修建灵谷寺旁“国民阵亡将士公墓”（图07）迁移宝志塔时，塔身石已用作路石，残碑碎块不知去向也在可理解之中。

为什么不按“乾隆版”的原拓本重刻”？按照当时的条件，故宫（存档乾隆墨宝）或南京“博物档案”馆之类会有此拓片，对于时任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兼文物保管委员长，谙熟“国学”的褚民谊（图08）不会不知道。

然而，在海达-莫理循1944年-1945年（该摄影师是应汪伪政府的邀请来南京拍“粉饰”景象的）的南京照片中见到的1941年刻的宝志公碑，这块“三绝碑”却变了样（图09,10,11），这里且称作“汪伪版”。仔细看“汪伪版”三绝碑的初容，不难发现这款碑额带有“净土指南”，碑中的“李白诗赞”不是“乾隆版”中“沈世枫临”，而是人们熟悉的“颜体”（图12）, 其它部分和“乾隆版”相似。如果“乾隆版”只有一个版本，（目前只见有“沈世枫临”的版本），那么“汪伪碑”就是一方依“乾隆碑”或依照更老拓片（部分）为基础的“多组合碑”。

从“汪伪碑”中的“颜体”让我想到褚民谊的“颜体书法”（图13,14）。在南京栖霞古寺修建接引佛大殿内柱两侧有褚民谊书写的对联（图15）；在栖霞寺有“褚民谊书丹”的“寂然上人碑”（内有日占期间，保护百姓的记载）（图16,17,18,19,20 碑末丹书人名被凿掉。）。尽管在“汪伪碑”中没有留下谁临摹的名字，却让我和“褚书”联系在一起，我曾查阅有关“碑拓”书籍，未见“有此”“颜体”的“李太白诗赞”。起码在带有“净土指南”的“乾隆版”的“宝志公碑”中，没有“汪伪版”中的“颜体赞诗”。

也许在“宝志公三绝碑”的历史中有“颜体”的历史拓片，不过，褚民谊在重刻“宝志公三绝碑”时，掺进了自己喜好，那是肯定的。在那个年代，他是能做到的。

有人认为现在宝志公墓前“三绝碑”重刻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自明洪武把宝志公墓从独龙阜(今明孝陵所在地)，搬到灵谷寺，直到1934年，宝志公塔墓一直没有迁移过。直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建造公墓，墓址选择到灵谷寺。1931年3月动工，到1935年11月竣工。由于宝志公墓塔在规划的“阵亡将士公墓”的中轴线上，国民政府决定把宝志公的墓迁到革命纪念馆（今松风阁）西侧今天的位置。“1934年11月拆除宝公塔，拆卸下的石条用来铺设了一条直达纪念塔的走道”这说明拆“宝志公墓塔”时并无迁“塔”的计划，否则不会把“原墓石块”用来铺路。在此之前，这座墓塔并无大修的记载，而有记载，在建“阵亡将士公墓”时，公墓规划范围内“遍布坟冢,其中无主坟就有621座”所以我认为此时的宝志公墓也座落在乱坟茔之中，很难想象“灵谷寺残破不堪”的僧人会重刻“三绝碑”。我认为1934年迁墓时的“三绝碑”应该还是那块破损的“乾隆碑”（即传教士碑拓的那块碑）。为什么1934年“宝志公墓塔”拆除后，拖到1937年才在新址上开工：因为是重建，一切石料都是新做，所以工程进行地很缓慢。开工不久，因抗日战争爆发，重建工程被迫中止。直到汪伪时期的1941年才重建完工。当原旧碑破损太厉害或缺失难还原的时候，在新“宝志公墓塔”配上新刻碑是有可能的。如果“汪伪碑”建于抗战前，在日军占领南京前的激战中很难逃脱厄运，很难象海达照片中“宝志公碑”会有那么完好的外表。

尽管有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灵谷寺住持光莲募资重修，到清朝末年，灵谷寺内共有金刚殿、天王殿、无梁殿、宝公塔和新建的龙神庙等建筑。”我认为那时的宝志公塔碑，不会是那块“汪伪碑”，否则1898年传教士的碑拓应该来自今天的宝志公墓塔碑。

“汪伪碑”被留了下来，经历了“WG”作“搓衣板”的“劫难”，又镶嵌到今日的“宝志公塔”前（图21,22,23,24）。（可与图12比较, 特别注意：图片碑右中间向左下底部的自然石纹）

扬州也收藏了一块“宝志公三绝碑”（图25），根据“乾隆版”的“沈世枫临”，以及“悉怛多般怛罗”在各碑中的位置，我觉得“扬州版”的三绝碑要早于“乾隆版”。沈世枫是不是按照“扬州版”临摹？可能还需细细比对。（可惜我们的文管部门不能提供网络版的清晰大图。）

由于看到有关“宝志公三绝碑”介绍的说法各异，记下在看到传教士“宝志公碑拓”后的一点“印象”

图01 L.gaillard 神父（1850-1900）在《今昔南京-历史地理概貌》（Nankin d'alors et d'aujourd'hui）（1903年出版。法文）

图02 宝志公塔碑碑拓

图03 宝志公塔碑碑拓原文（部分）

图04 “志公祠”内“宝志公塑像”的照片

图05 目前放在志公祠“按原拓片”重新刻制的新碑

图06 南京特别市政府市长蔡培 

图07 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

图08 褚民谊

图09 海达-莫理循拍摄的宝志公墓塔

图10 海达-莫理循拍摄的宝志公墓碑

图11 海达-莫理循拍摄的宝志公墓碑

图12 海达-莫理循拍摄的宝志公墓碑局部

图13 褚民谊颜体书法

图14 褚民谊颜体书法

图15 南京栖霞寺接引佛大殿褚民谊题字

图16 “褚民谊丹书”的“寂然上人碑”（南京栖霞寺内）

图17 “寂然上人碑”1

图18 “寂然上人碑”2

图19“寂然上人碑”3

图20“寂然上人碑”4 （“褚民谊丹书”已凿）

图21 现在的宝志公墓塔

图22 现今宝志公墓塔碑

图23 现今宝志公墓塔碑（局部）

图24 现今宝志公墓塔碑（局部）

图25 现今“志公祠”

图26 扬州版“宝志公三绝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