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的年头。虽然本人并不是“著名”的医生，《医学界》却要对我专访。本人是病理科医生出身，并没有在病理界有所建树，但是在11年医生的生涯中我没有愧对，也没有“晃过”，回顾起来，还是很充实、很有意义的。积累了我的人生财富，更是淬炼了我的“三观”。所以，我还是接受了医学界李芃的采访。她采访的题目：“专访廖新波：卸任厅官曾干过十年病理”。

说起李芃，她还是跟我走完“博客厅长”这段生涯资深记者之一。我自从广东省人民医院被调到广东省卫生厅做分管医政和外事的副厅长的时候，她就和一群记者跟我一起走过我11年“博客厅长”的这段人生。在这段生涯中，她们写了我很多的专题文章，留下了不少的“博客故事”，她其中的一篇专访我的文章——“博客厅长：廖新波的医改人生”，那是2014年，我“荣升”到巡视员的时候......。之后的2016年，我正式从政坛“优雅”谢幕了。

Q：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从事病理？

A：我1977年考入广州医学院（现广州医科大学）医疗系学习，属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科班医学生。我们毕业时非常抢手，其中学习好的、家在广州市的、或是有点关系的同学都留在广州进了省属、市属大医院和热门专业。我是最后一批被分配到省人民医院的，当时病理科很缺人，我就被调配过去了。

我在读大学前常在家里做木工，刀、凿、锯子等工具用得很顺手，自认为我的最佳选择是外科。不过病理科常常要做解剖、取材等，坊间别称“死人外科”；而且我读书时病理成绩很好，说明我在这方面有一定天分。况且那时候也别无选择，如果自己去找其它医院，是没有用人指标的。

那时候广东省最好的医院是中山一院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不过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病理科很强，和中山一院病理科的水平相当，科主任是全国知名病理学家区德尧。他认为我基本功很扎实，对我重点培养，还把我列为储备干部梯队——有名师，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我就这样成了一名病理人，一干就是10年。

总之，时代不同，人的理想和服从度也都不一样，当年的我虽然谈不上“二话不说”选择了病理，但也的确没有考虑很多。

Q：您从事病理工作时，一定有不少难忘的往事？

A：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科学的春天”，我们这一批毕业生普遍有一种“科学报国”的情怀。病理诊断以形态结构的变化为依据，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其唯物主义精神和这种理念很契合，那十年我没有虚度，是用心完成的。

在区主任的支持下，科室创新的空间很大，我们那时候就开展了免疫病理学，还租用了生物所的电子显微镜来研究微结构。病理学科有不少经典可以学习，但更多未知需要我们去探索，尤其是一些方法、工具、乃至病理设备的研发，因此那时候我就学到了创新的思维。虽然病理技术不是由我们来做，但是我们的创新工作也有所涉及，包括快速切片、快速染色、甚至整个技术流程，还有标本盒的研发，仿造国外企业的包埋盒，等等。

在标本取材方面，区主任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我们也非常认真。例如：一个乳房切除标本，如何取材都严格规定，每个象限淋巴结要取到多少数量也有规定。在诊断技术应用和改良方面，我们率先应用先进的免疫荧光技术、免疫组化染色技术，不仅提高了诊断水平，还为医院增收不少——那时出具一份普通的病理诊断报告收费4元，我们借助免疫标记物进行诊断，每种抗体收费30元，一般用三种，体现了新技术的应用价值。

创新需要工匠精神，这在病理学科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你如果没有踏踏实实地钻研过，看到了病变也认识不了它，读书是病理专家必备的一门功夫。导师鼓励我们读原版书，还特别叮嘱我：新波，你一定要学会看英文原版书。我的英文基础不算很好，就一边参加英语班的学习，一边追踪国际前沿的学术资讯，《Lancer》、《Nature》等期刊也是我经常翻看的。我是图书馆的常客，也赢得了导师的喜爱和精心指导。

Q：您后来为什么离开了病理这个行当？从事病理那十年带给您的影响是什么？

A：病理诊断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临床亚专科，做病理医生需要不断地学习，我在1991-1993去美国进修，攻读硕士学位。学业完成去留未决之际，候任院长林曙光力邀我回来当他的助理。他学药理出身，曾经与我非常交好，面对他诚恳的邀请，我就毅然决然地回来了。

其实较之于专业技术工作，我不是很喜欢行政工作，不太想当院长助理。医院就让我去办公室，给了我3个月的适应期。没有想到的是，我奉行的“信为贵、和为贵”的信条、还有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认可，几个月后我就被任命为院长助理，又兼病理科主任。我心想，不行的话我就回病理科干老本行。后来省卫生厅到医院来选拔人才，大家认为我爱学习、善管理，就推选了我。就这样，我离开了病理行业。

病理医生被称为“医生的医生”，为病寻理就是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搞病理那十年就养成了我刨根问底的学术追求，锤炼了我专心致志的钻研精神，病理科看问题很中肯，锻炼了我不偏不倚的思维方式。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也会用病理学者的思维来指导我对事物的认识。举例来说，团队文化、学科建设等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和一个组织的“基因”有很大关系。又比如说，医院的快速扩张被人比喻为“肿瘤式的扩张”，有点像细胞的快速增殖、甚至是野蛮增殖。客观地说，快速增殖有恶性的也有良性的，如果过度了就有可能带来危险，这个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怎么去控制？就是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对待，做病理医生为的是精准诊断，制订政策为的是公共利益。

Q：2005年《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曾题词：“临床病理水平是衡量国家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志”。然而，2009年春出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中只字未提病理。直到2020年3月初，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奋战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加强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指导临床实践“。您怎么看待在这方面的历史欠账？

A：医改方案没有提及病理，可以有两方面理解：一个可能是病理被认为不那么重要，默认它是包括在检验的范畴里面的；另外这毕竟是一份宏观的综合性的文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谈得太细化，就按照临床、非临床、护理，行政等几个大的系统做了部署，我记得药剂科和药师等也没有提到。时至今日，我们无须再对此作过度解读，而是要考虑怎么能尽快让病理诊断水平得到提高。

病理是连接临床与非临床的桥梁，它很难为医院创造直接可见的价值，但是对于提高医院的专业水平不可或缺，如果一家医院的病理不强，就不可能成为高水平的医院。现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有所提升，其中也有病理的作用。否则，即使请来了大专家，如果没有术中快速冰冻诊断，有的手术还敢做吗？做了能彻底吗？现在内科有时也要取淋巴结，或者取血液样本来检查，病理不搞上去是绝对不行的。

医改采用医联体的模式也绕不开这个问题，医联体成功的要诀就是要像麦当劳连锁店那样，每一个组成机构都得到同质化的发展，基层没有病理医生，可以派人下去，或者采用远程病理的形式，让优质病理诊断支撑医疗水平的提升。

Q：目前病理的发展相对滞后，人手也不够——国内病理医生的缺口在10万左右。您认为当务之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A：应该提升病理医生的劳动价值。我做病理医生时，我们科出一份报告收费4元人民币，而且不管是我还是我的老师来阅片，都是一个价。后来我出国学习时了解到，美国病理医生签发一例报告收费在300-400美元。如果病理医生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同样有可能引发过度医疗，加做不必要的项目等等——比如免疫组化的项目就非常繁多。如果给到他们中高等的收入，就能够稳住队伍，稳住医疗质量的根基。

病理科留不住人还有个客观原因是环境不友好，福尔马林等味道很重。我当年在副院长任上，就曾倡导病理科建设“无味科室”，改善通风条件，优化科室工作环境。

在人才培养方面，现在的条件好了很多。以前病理人不受待见，想学习往往没有那个氛围，资料也很匮乏；现在互联网上有海量资源，在线教育非常方便，只要你有追求就一定能获得提升。

Q：您如何看待病理学在医疗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前景？今年的中国医师节就要来临，请您给广大医疗同仁、尤其是我们的病理医生说几句寄语吧？

A：医疗大健康产业是一个前景广阔的中长线产业，病理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有了技术进步的加持，智慧病理也出现了，解决了读片的问题，以前我们读片要求看10个视野，现在有了数字扫描技术，取材取到多少就能看到多少，基本避免了漏诊的问题。再加上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快速统计什么是炎症细胞，什么是变异细胞，什么是癌细胞，癌细胞又到了几级，核分裂像是多少，有经验的医生就可以比较快地作出比较准确的诊断。可以说，智慧病理将使得病理科有更大的发展，送检率更高，诊断更加精准。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能够再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并且喜欢病理。

在第四届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祝愿我们的病理同仁不忘初心，不断提高专业水平，为医院高质量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小简历】

廖新波

医界、政界资深网红，昵称医生哥，波子哥。1977年参加高考，1982年进入广东省人民医院病理科工作，获副主任医师职称。后转而从事医院管理工作11年，历任办公室主任和分管行政、信息的副院长。2004年起任广东省卫健委副厅长、巡视员，2016年退休。廖新波一直活跃在医改、医院管理和互联网医疗领域，不断呼吁和推动医生价值的实现。

【随补一笔】此文刊出前预览过，只做字眼的修改，未做改动。这也是我一直遵循的原则：相信记者的职业操守，尊重记者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