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13日，一架载有45人的客机从乌拉圭飞往智利，因为遇上风暴坠毁在3900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脉上。机上45名乘客中包括乌拉圭的橄榄球手及其家属，21人当场丧生，其余24名幸存者中，有八人在逃生中被雪崩夺去了生命，16人于同年12月22日即失联后的第72天，陆续走出雪域而生还。幸存者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存活，被迫以遇难者的人肉果腹。

1972年10月12日，乌拉圭的一支业余橄榄球球队老基督徒球队租用乌拉圭空军这架包机，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纳多·帕拉多，时年23岁，是当时老基督徒队的一员。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出发去圣地亚哥的前夜，队长告诉我们，飞机上有十个空座位。如果谁愿意带家人或者朋友，那就去吧，他们可以免费坐飞机。”于是帕拉多带上了母亲泽尼亚和妹妹苏茜，他没有想到，这却是一条不归路。

当天，飞机飞到安第斯山脉附近时天气变得很糟。飞机在阿根廷的门多萨临时降落。第二天早上，飞机从门多萨起飞飞往圣地亚哥。下午三点多，飞机突然开始轻微颠簸。大部分乘客并没有在意，但飞机颠簸得越来越剧烈，甚至连飞行员也没有意识到，此时飞机已经偏离了航线。此时，整个山脉上空云层密布，飞机按计划应横过安第斯山，到库里科去，之后再转向北，飞往圣地亚哥。然而，在茫茫云海中，飞机撞上了安第斯山脉深处的一座无名山峰，飞机尾部被撞飞，机身前半部分顺着山坡滑落，由于厚厚的积雪最终停了下来。45名乘客有33名得以幸存，包括帕拉多和他的妹妹，但两名飞行员都不幸遇难。没有人能告诉这些幸存者他们当时在哪儿。

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峰，夜晚温度低至零下30℃。第一夜五个重伤的幸存者在严寒中死去。空难幸存者斯特劳克回忆起第一夜的经历时说：“我们把所有尸体从机舱拖到外面，这样一来我们在机舱里就有更多的空间。”这些幸存者用摔坏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飞机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把飞机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来缝合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

晚上所有人挤在一起，脸对着脸睡觉，这样呼出来的热气就可以喷到对面人的脸上。我们都带有打火机，可以轻易地生起火来，但身边却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我们甚至烧掉了我们所有的纸币，大约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来取暖。然而这样也无法阻挡不断有人死去。

不幸持续降临。10月29日空难发生后第16天，一场雪崩冲毁了幸存者们赖以生存的机舱残骸，八人当场遇难，另外19人在机舱中被困三天后爬出雪堆；11月15日，空难发生后34天，又有三名体弱和受伤者死去，幸存者只剩下16人。帕拉多想起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心有余悸：“等待充满恐惧，从某种角度来说，等待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12月12日即空难发生后的第61天，包括帕拉多在内的三名幸存者决定走出最冒险的一步也是唯一可能的一步，翻越西边的高山，寻找救援。三名幸存者的想法很简单，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直走下去，直到自己停止呼吸。经过九天的艰难跋涉，度过了极度的疲惫和深夜的严寒，帕拉多和他的同伴们终于走出了高山雪线，走进了河谷地带。12月20日，他们看到一个骑马人的身影；三天后，12月23日，救援直升机救出了所有幸存者。16名幸存者的获救，被称为“安第斯奇迹”。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样一句话送给这些幸存者们：“在死亡的底色上，生命更具雕刻的美。”这场空难已经过去40年了，当年的幸存者在与死神的不期而遇中奋力抗争。如今，他们已经走到生命的暮年，他们中很多人都承认，正是这场空难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认知。帕拉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么一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安第斯山。”这座安第斯山就是生命本身潜藏着危险和绝境，但又一定蕴藏的希望和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