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飞鱼》创作谈 (发表于7月15日上海《青年报》）

禹风

当代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顾他三十年小说创作时说：“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当我写作《巴黎飞鱼》这部小说时，曾对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反复推敲思考。

《巴黎飞鱼》的目标读者群是中国的年轻白领和准备出国留学的大专院校学生；《巴黎飞鱼》的写作动机是在汗牛充栋的对欧美名校的溢美之书中，以我本人的切身体会，给后来人一个纪录片式的不修饰的故事。小说只是一个便宜行事的叙事模式，“真”才是我设定的卖点和价值中枢。

我们三，四十岁的这代人在近10年中逐步放弃阅读小说的主要原因是：以我们日益老辣的生活经验，流行文学越来越背离真实，转而单纯追求文字和故事的娱乐功能，乃至作者本人娱乐社会的可能性。而我们尽管不反对新新人类过自成一格的生活，但让我们加入其扬弃了责任感的瞬时狂欢则也是强人所难。受惊于中国的文学长者和80后作者的“隔代决斗”，我们“夹在中间的一代”自觉在文学方式上前无师承，后有代沟，在文学表现方式的孤独感中，是“真实”给予了我们安全感和自尊心。

有感于网上对《巴黎飞鱼》的一些评论，或对作者本人的探究，我作一个简单回馈：

得益于采访工作，我在近13年中，游历了30多个不同文化国家的近百城市。巴黎MBA课程的200余名同学又来自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在特殊的视角上，我的眼睛抓拍了形形色色的文化冲突的电火花。“真实”地把这些文化碰撞的故事还原出来，我把《巴黎飞鱼》看作是一个摄影展。对于摄影展，作者永远不重要，重要的是受众看到了直观的场景。

《巴黎飞鱼》不是情节剧，没有刻意安排的悬念，只有生活在章节的推移中逐渐露出真相，如果读者爱好生活的悬念，自然可以惊心。《巴黎飞鱼》也不是商业片，不把要素搀杂在一锅翻炒，不企图成为贺岁的焰火，只在名利场中品味人性，在纪录痛苦时感悟生命。

《巴黎飞鱼》有多少内容是百分百真实的？对于这个常听到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关于商学院的学业部分，读者可以当工具书读；对于探讨人性的部分，小说中出人意料的故事才往往是最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