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发布《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公务行为将实行终身负责制，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的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见3月18日《人民日报》）

公务活动中推行责任到人、记录在案、问题倒查的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公务员责任流程图。以事后追究的方式强调公务员公务行为的责任，给那些惯于折腾之后拍拍屁股走人的人以震慑，其初衷应该肯定。至于效果，则不堪推敲。

行政行为不像做数学题，对错立判。公务决策过错要如何界定？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譬如为了大运会将一些所谓“高危人群”清理出城市，是对或错就看“你准备替谁说话”。决策者个人的责任如何计算？责任又如何追究……一系列问题悬而未决，难以量化。还有，如果公务员一直呆在深圳，事情也许好办，深圳的规章可以管住他，假如他调离深圳，哪怕去了珠海，深圳奈之何？总不可能来个“跨地追究”吧？又或，他升入领导层，自己的斧能削自己的柄吗？

再者，终身追究毕竟是事后惩戒的办法，假如某项公共决策出现重大错误，哪怕将错误决策责任官员撤职甚至送进大牢，除了满足一下公众的愤慨之外，对已经造成的损失夫复何益？理想模式应该是：事前防范，避免出现造成过错之后再追究的局面。哪怕退一步，当下纠错，也可以减少损失，以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而“三拍”（长官拍脑袋出点子、乱拍板定调子、出了问题拍屁股走人）决策占主导地位的当下，“短板”恰恰就在这里，许多重大公共决策哪怕执行起来有问题，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在为民作主的年代，“肉食者谋”的事轮不到老百姓置喙，而在公民意识日渐高涨的今天，再这么干显然是不合适的，厦门PX化工项目、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工程的风波，都证明了这一点。

说到底，公共决策的种种问题都与过程的封闭有关，闭门造车想当然，拒绝公众意见，难免瞎指挥，穷折腾。假如很多领导在做决策前，能够虚心听取专家意见，召开论证会或听证会，并把合理化建议听进去，许多错误便可以避免。因为民主虽不能带来效率，但可以譬如错误（即使有错，公众也不会有怨言）。是以，公共决策还是要朝着更开放、更民主的方向努力，以充足事前的功夫，减少错误的发生，而不必等于已成事实之后再回过头来追究决策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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