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接受了65万元的赔偿，该案终告一段落。时任赵作海案的公诉人郑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想对赵作海说：“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即使顶住了，你还是被这转动的车轮碾死。”他还说：“我也是受害者，是（司法）制度的受害者。”（见5月14日南方都市报）

就所能了解的信息，无法判断郑磊是否昧着良心说话，以“人微言轻”替自己开脱，但是司法者也可能是司法制度弊端的受害者这种说法，倒是值得深入探究与理性反思。赵作海案之后，当年的司法者被摆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他们是否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愧疚不得而知（相信任何一位有良知，有职业道德的执法者，都会为自己参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案而不安），公众知道的是当年负责此案的三位民警中两位被刑拘，一位民警潜逃……事件发展下去，相信还会有相关官员被问责。

他们与赵作海无冤无仇，最终因“赵作海案”而落得前程尽毁，甚至身陷囹圄，从另个的角度来说，他们何尝不是“受害者”呢？巨大的行政权力，就像是一架滚滚向前、无坚不摧的战车，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螳臂当车。在这样的关头，司法者个人所能做的选择，正如郑磊所言，要么顺从行政权力，要么辞职不干。消极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即使郑磊辞职不干，还会有“张磊”、“李磊”、“黄磊”做同样的工作，把行政指认化为“司法事实”，这是毫无疑义的。

商丘市政法委那次“少数服从多数”把赵作海定为杀人凶手的协调会，成为众矢之的，仿佛他们是本案的罪魁祸首。试问，没有那次协调会，赵作海的冤案便不会发生吗？在“命案必破”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下，在刑讯逼供仍大量存在的情形下，即使没有政法委协调这个环节，屈打成招的冤案一样会按照某种路径发生。如果政法委官员因此被问责，他们恐怕也可以称作是“受害者”吧？

博弈中，有一种满盘皆输的负和博弈，可以说在司法体制的弊端中，公众是受害者，司法者未必不是受害者——司法不公，制造冤案，司法者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某个个案、某个细节中，也许我们可以强调司法者的个人责任，希望他能依法办案，忠于职守，从而保障司法公平，但就国家整个司法层面，司法体制过分依赖个人的品格，是不科学、不可靠的。有识之士应该就佘祥林、赵作海案滋生的土壤，折射出的体制弊端，作深入的探讨，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应该如何修弭，避免第二、第三个“赵作海”的降生，而不必只盯个案，只追究某些人的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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