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数以万计或对媒体哭诉或缄默无言的结石婴儿家长相比，张卓宇无疑是聪明的、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对付草菅人命的奸商。但是，广州中院的表现似乎就不太让人满意，一句“研究”更显吊诡。

不过，就国情论，广州中院有难言之隐也可以理解。按照新华网保守估计，三鹿奶粉受害人高达3万之众，如果受理张卓宇诉案，万一出现“羊群效应”，后果将不堪设想，难怪广州中院不敢轻举妄动。

但窃以为，纸终究包不住火，法院不能永远把头埋在沙地里当“鸵鸟”，司法应该直面这起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食品安全事故。一方面，是保障受害者的权益。数以万计的儿童的健康权受到不法商人侵害，造成巨大伤痛，痛定思痛的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援，法院岂能坐视不理，忍看公众权益受到侵害？另一方面，司法也是食品安全的一道坚固的“堤坝”。支持受害者的司法诉讼，通过实质性的民事赔偿，大大提高食品行业违法成本（甚至到倾家荡产的程度），使到偷工减料、投机取巧、以劣充好的行为存在巨大的风险，从而震慑那些不法商人。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出，固然是冰冻三尺，但司法软弱，最后一道防线失守恐怕也难辞其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真正受到司法严厉追究的并不多。像三鹿，在阜阳“大头婴儿”中就有前科，如果当初被司法严惩，恐怕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恶果了。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对于这类案件，不但律师热衷于征集集体诉讼方式起诉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源头，法官也出奇的“偏心眼”，支持受害人，所以受害人动辄获得数百万、上千万的赔偿都不是新闻。数年前，美国一位妇女因为吸烟致癌，状告烟草公司，法院居然判万宝路香烟的生产商赔偿过亿美元。如果我们的法院亦能如此，我相信食品生产商们是不够胆乱来的。

保障食品安全需要多管齐下，如果说行政监管是事前管理的话，那么司法救济则属于事后问责。虽然是事后诸葛亮，但对市场的影响力、约束力一点也不亚于事前管理。因此，保障公众的食品安全，司法要敢于担当，有所作为，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行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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