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在公共场所不拘“小节”，视他人如无物，视公物如粪土，早就声名在外。网上曾有“好事者”发“陋习通缉令”，应者如云。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乱扔杂物、乘坐公交工具时争抢、在公共场所异性间过度亲密、在公共场所说脏话、不守交通规则、机动车抢道乱行、在公共场所吸烟宠、物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后，主人不予清理……

信手拈来，一列就是一箩筐，令人汗颜。至于公德事件，更是天天见诸报端，不胜枚举。

早在一百年前，戊戌维新运动领军人物梁启超在《论公德》一文中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专辟篇章，论述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他说：“中国人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民族，只顾防患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总结起来，公德缺失，无非就是“有内无外”、“有自己没有他人”。

这让我想起一则旧事，大家都记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的故事。在一片骂声中，当时有一位记者从另外的角度诠释了这件事，姚公鹤（曾任《申报》主笔）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租界中外国人公共建筑所在，每不准华人之擅入……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踏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事实如何不得而知，但姚公鹤所列之种种，则是无疑。

数天前，首个黄种人基因图谱在深圳展出，让人看到了疾病的基因修复的希望。那么在公德缺失，问题又出在哪组“基因”呢？梁启超认为，出在“文化基因”上，他说“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百年前到中国游历并写下《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明恩博也持此见，并找到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为“问题基因”。

公德与文化，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要把公德的“疾病”全部归咎于“文化基因”恐怕也是盲人摸象，即使是孔子的论语，“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不是公德么？

其实，不管公德的致病基因在哪里，对于良好社会公德的培育，我并不绝望。只要我们愿意，并持之以恒，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的。

一是教育，开启民智。西谚云：贵族需要三代换血，公德的养成也是如此，不能指望一口吃出个胖子来。一个人的公德观一旦形成，成为“一生的哲学”，要改变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坚持不懈地提高公众的认识水平和道德修养，一代一代地“修正基因”、“换血”，通过和风细雨式的量变到最后的质变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年我们也能感受到“衣食足”所带来的公德的进步。

二是法治，公德法治化。新加坡、香港都用立法惩戒那些不讲公德者，尤其是新加坡，对乱扔香口胶者课以重罚，经过多年的实践，不但土生土长者不敢违规，连前往旅游者也只能入乡随俗，变得规矩起来。广州拟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此举可以尝试，也许初始效果不理想，但对公众的观念改变是大有裨益的。

三是服务，公共服务。如果多几条人行横道或天桥，或许人们就不会随便在马路上学刘翔做“跨栏”动作了；如果多几个烟灰缸，或许烟民就不会乱丢烟头了。良好的、人性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对养成公众良好的社会公德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变也不能指望一夜建成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