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中旬开始，商丘、驻马店、信阳等市的市委书记自发承包执行难案件，结果发现领导一个电话比出动几十号警力都管用，书记“包案”不见了“执行难”，许多多年讨不回的欠款讨回来了。（见9月21日《东方今报》）

我完全相信书记大人一个电话的能量大过出动几十号警力，尤其是对于行政诉讼案的被执行人。法院来执行，可以将其拒之门外，你奈我何？可书记来电话，事关乌纱帽，谁敢拿前程开玩笑？！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书记成功的心理基础。

对于处在各种规范建设期的社会，公平与效率处于经常性博弈之中，孰先孰后的取舍在考验着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思维与能力。像书记“包案”，就是一个公平与效率博弈的例子。毫无疑问，书记“包案”， 行政裹挟法律的力量，如虎添翼，肯定比单纯的法律更有效力，更让人“欢欣鼓舞”，但就从行政干涉法律，牺牲法律公平、法治正义这个角度考虑，这种效率显然是不值得称道的。

书记“包案”首先昭示了法院的无能，法律的无奈。法治社会，法律的力量是应该至上的、神圣的，任何组织、个人都应该在法律的框图内活动，不得逾越。如今，法院的判决成了废纸，法令成了空话，有法难依，有令难行，“孙悟空”只好借助书记的“芭蕉扇”。这种建立在法律失灵之上的效率是法律之悲，法治之耻，不值得期待。

书记“包案”，是实质正义优先的产物。多少年来，我们都习惯于全力保障实质正义，忽略程序正义，而事实告诉我们，程序正义对于实现一个国家的法治来说，比实质正义更为重要。书记“包案”，从实现实质正义上，或许有一定的功用，但用法院之外的力量去执法，明显不符合法治的程序正义。

书记“包案”，使到以权干法显化，也是值得忧虑的。执政党、政府、司法应该各司其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活动，才能保证国家法治的实现。书记“包案”是典型的逾越权域、以权干法的行为，不管这种行为的效率有多高，实现实质正义的程度有多高，都是不是法治之题中的应有之义。

书记“包案”，还将造成官员的“法治错觉”——不怕法院，就怕书记。只要不惹书记生气，就啥都不怕。这显然是一种与法治精神相抵触的、可怕的思想，如果官员滋生这种思想，依法行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法治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这也将影响公众心理，不求法院求书记，如此一来，我们又大踏步地往回走，回到过去的老路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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