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云南省交通厅前副厅长胡星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过去10年受贿金额达4000多万元。其中，深圳安远董事长陈某向胡星行贿3200万元，创造了当今中国的行贿金额之最。（见9月1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些钱全部是现金，用纸箱装着，每次都是用越野车来拉，每次都塞了满满一车！如此张胆，如此疯狂，除了莫名的惊诧与愤慨，百姓还能说什么呢？

巨鲸胡星，今天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接受人民的审判，大快人心。可是，从维护法律尊严、除恶务尽的角度出发，该案难免让人感到意犹未尽，因为该案的行贿者陈某人至今仍逍遥法外，继续经营着他的事业！

现行的《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对“行贿罪”的处罚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3200万，开创历史先河，成了中国的“行贿状元”，算不算“情节特别严重”？！这个恐怕不用检察官来告诉我们。但为什么陈某人不受问罪？报道称，“云南方面将陈某巨额行贿行为公诸于世后，引起了陈氏利益攸关方的不满，针对陈某的调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因为“引起陈氏利益攸关方的不满”，连调查都进行不下去，更别说追究刑责了，这是什么逻辑？这个“利益攸关方”是谁，竟敢对抗国家的法律，使法律打了“白条”？真希望司法机关将其“利益谱系”曝光，让百姓看清他们的嘴脸。

行贿与受贿，本来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依存，且都是犯罪。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对于行贿方的处罚偏轻，很多行贿者消失在法律的视线外，没有受到法律的惩处，这无论是对于反腐倡廉、法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都是十分不利的。

从制度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来说，只要构成犯罪，都应进入司法程序，由法律来决定当事人的罪与罚。行贿有罪，这是法律的明文规定，许多达到行贿罪规定最低标准的行贿者，不进入司法程序，被轻饶了，法律的尊严、公正何在？

从行贿与受贿的供求关系来说，制止贿赂应该从打击行贿和受贿两方面同时进行。打击受贿者的意义自不待言，打击行贿者的意义可以降低行贿者对贿赂利益的需求，减少贿赂市场上的行贿竞争者，降低对受贿者的利益诱惑。针对一方的打击，对于治本显然是不够的。

从社会效果来说，由于行贿罪被轻纵，给社会造成“行贿无罪”的错觉；同时，由于行贿的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必将助长社会的行贿歪风，抵消了政府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与效率。

官方经常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来形容自己的决心，我想用在惩治受贿与行贿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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