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创举。它有两个可以视作亮点的看点：一是试图通过一种尽量科学、客观的方法，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表现进行量化，为干部的去留作参考；二是加大民意的权重，最大可能降低系统内部评测的民意误差。

考评办法两个突出的特点，给广大地方党政干部带来的信息是：试图通过制造信息不对称来骗政绩，或者走“上层路线”赚政声的做法将不再有效，“执政为民”也不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民意将最终影响自己的政声，甚至是前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对这个考评办法将对领导干部政绩指向的转变寄以期许。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考评办法能否破解过往对领导干部的考评中容易出现的“测不准困局”（量子力学上有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我们不可能把微粒的位置和动量同时精确地测量下来）？恐怕还有待观察。

典型的例子是，数年前落马的大贪官胡长清，在案发前不久的“三讲”教育中不但顺利过关，而且还得到“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考评。一时间，人们对这个评语甚至考评办法表示了最大的怀疑。不独是胡长清，多少贪官赃官，在其任职的地区的百姓中早就是臭名昭著，甚至千夫所指，可在同级、上级组织的各类考评中，他们还是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各种“优秀”、“先进”，出现了严重的“测不准困局”。

出现“测不准困局”，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官僚主义、好人主义（甚至是权钱交易）导致对干部的考评陷入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二是体制内考评缺乏程序正义支撑。民意在体制内的考评中缺位或者虚置，“民评”成为“官评”，势必导致干部考评的“测不准”。

要使此次出台的考评办法绕避“测不准困局”，保障对干部的考评尽量接近民意，就必须对体制内的力量在考评语话权上作出一些让渡，加大民意在考评中的权重，并用可行的办法去捍卫民意在考评中的地位，否则，再详尽、冗繁的考评办法，也不可能把干部的真实面目给评出来，只会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