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产学官”！

刘继顺

2006-7-1

     曾几何时，中华大地上冒出了一个新词：“产学官”。恕我孤陋寡闻，第一次看见这个词时，竟然大吃一惊，内心犯嘀咕：乖乖不得了，原来“学官”也是“生产”出来的呀！怪不得“学官”如此之多呀！

    待细读几篇文章，才知道“产”是指企业，“学”指研究部门，“官”是指政府，意思是要强化政府官员对创新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以加速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云云。有人解读为多种模式：官学产、产官学、产学官、学官产、学产官。一句话，都离不开官。官才是提升中国科技竞争力的灵丹妙药。

     为了论证“产学官”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抬出了同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不遗余力地推介日本经验：2001年11月18日，日本内阁、经团联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在东京举行了第二届“产学官峰会”，认为“产学官联合”是日本科技立国政策的重要举措，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大学强大的科研队伍和企业的经济实力，开发新兴技术产品，增强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机制。会议通过了《推进产学官联合共同宣言》，并向政府申请2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来支持“产学官联合”事业。

    于是乎，各地竞相创办大学科技园、工业园区、知识创新体系等。“学官”也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原为“学人”的，不少争相加入“学官”俱乐部，吆三喝四。

     然细究下去，日本的产学官指的是：“学”指大学的研究机构，“官”指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产”指企业等民间研究机构，即大学、政府和企业等民间研究机构组成了日本学术研究的主体。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产学官的概念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是不是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味道呢？即便如此，日本的筑波并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主导，政府计划的色彩太浓。

    数年实践下来，我国的情形怎么样呢？从1985年以后，我国陆续建立了不少大学科技园。它是产学官结合的典型产物，特色名为：“政府支持、依托大学、市场机制、企业运作”。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科技园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绝大多数的大学科技园有名无实，没有科学园或科技园的明晰概念，没有独立的领导班子和运营机构，没有专人进行运作，没有具体的发展规划，没有开展实质性的业务活动。只有少数大学科技园在地方政府和大学的支持下，尚能勉强支撑。

     问题出在哪？问题就出在官上。科技创新有其自身规律，经常是水到渠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相反强行组织、大兵团作战、拔苗助长、苦战数月，是出不了真正的成果的。从过去的“水变油”、“永动机”、“超浅水船”事件，到近期的“汉芯”、“方舟”、“麒麟”事件，某些官员难脱干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官本位文化。君不见，不论什么级别的与科研或学术有关的会议上，来自于北京或地方有关部门的领导，哪怕只是一个办事员，都会坐在主席台上，向研究人员、学者训话。他们也成为了研究人员和学者“攻关”的对象，因为他们可能决定一个项目的生死。

    其实，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企业的最大目标是追求源源不断的利润，只有企业才能亲身感受到创新带来的好处和利润。只有企业才能评判一个项目研究的成败与好坏，才能评判一个研究人员的优劣。政府官员包办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日本的筑波没有成功，而美国的硅谷却如日中天，原因就在于后者是企业和市场的导向。

    当然，我们习惯于看官员的脸色行事，揣摩官员的思想，以便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经费，也好多多地有与官员沟通的润滑剂。但是日历已经翻过21世纪，面对世界进步潮流，除基础研究外，其他科学研究应该回归企业本位，打破官本位文化。

    然而，要打破官本位文化是极其困难的。用《中外管理》总编杨沛霆先生的话说，中国要完全打破官本位文化，估计至少还得五十年的路程。

但不论怎样，我还是希望，对科学研究而言，官的色彩愈淡愈好，“产学官”早休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