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还能记起那个忙乱的日子，2009年3月18号，就是一整年前的今天

没有一如既往地睡到午饭时间，--而是比平时早了几个小时，--来不及洗漱也来不及吃饭就打车去北大生科，找一个朋友要一瓶SY5Y细胞，然后马不停蹄打车赶回北医，把细胞放回生理系实验室的培养箱，然后发短信告诉邱同学有时间来照看，用来做MTT实验（后来据邱同学说这瓶细胞也没能活，一如这之前几次的细胞，好在后来又从友人处要了n次后终于有一批活了还做了几次实验）

从北医出来打车回家，在离家不远的科味思最后吃了一顿嫂子面，其实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向父母打听这家小饭馆是否还在，是否还生意兴隆？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我总是满心欢喜，憧憬着回家以后再光顾那里，享用那里的嫂子面、盖浇饭的情景，那个味道一直停留在我唇齿之间，只是不知道那时候我的肠胃是否还能经受得起那种卫生条件的食物

整个下午花在折腾行李上，衣服一件一件从行李箱里拽出来，又一件一件地放回去，还有鞋、还有毛巾、袜子......护照等文件也强迫症似的检查了很多遍

决定打车而不是坐地铁去3号航站楼之前，和父母一直在争论打车花费的问题，因为在那之前几个月我飞东京的时候就是从中关村打车去3号楼，印象里只用了70多块钱，而他们非要说会花100多块钱，最后的结果毫无疑问地证明我是对的

到3号楼的时候就该吃晚饭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check-in托运了行李以后没有一头扎进安检，（去东京的时候在3号楼安检以后吃了一家叫“好食汇”的快餐，结果一勺白菜一勺炒饭一瓶橙汁40多块钱就花掉了，那个已经是安检口以内最便宜的快餐了，所以叫“实惠”如果从相对意义上来说也不是不可以......）

安检口外有一个相对更大的food court，餐馆的选择也更多，我和父母挑了一家拉面，吃完后为了保险起见我就准备进安检了，结果还被父母埋怨说不多陪他们一会儿。不过后来又证明我是对的，因为的确发生了一些意外：因为飞东京的时候注意过，所以我知道3号楼的国内和国际出发是分开的，（相比而言，美国和加拿大因为没有出境检查所以不区分国内、国际departure，）所以特意留神注意不要走错了，结果当我过完安检后，发现还是走错了......我才想起来为什么和我一起排队的旅客拿的都是身份证而我拿的是护照！绕着候机大厅找了一圈，我可以看到通往国际候机厅的小火车，但是我无法找到可以过去的路，最后只好请工作人员把我带出去。于是，再国际departure过安检，所以那天的安检一共过了两次，机票上被盖了四个章，两个国内出发安检的，两个国际出发安检的。--显然，国内出发安检窗口的那几个人，脑子都被驴踢了

在候机室等了2个多小时，直到入夜，给VIP打电话，不接，发短信问怎么了，回复说在洗澡，于是最后一个电话就这样的没有打成......

我那班飞机是中国国航和美国联航（UA）联名运营的，刚巧那天的飞机异常空旷，以致很多旅客可以霸占中间部分连排的四个座椅，躺下睡觉，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还可以这样，等到我反应过来也准备霸占一排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最过分的是某中年妇女，飞机还没起飞就躺下睡了，在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被空姐命令坐起来

（到美国后，虽然经常飞来飞去的，也只坐过一次这么大的飞机，是AA从三藩SFO飞纽约JFK的，不过因为几乎坐满所以也没有看到有人占座躺下）

漫长的飞行，我时常打开窗子，--因为飞行的时间还是北京的黑夜，所以空姐是把所有窗子关严的，--我看到白色的厚厚的云层，反射着强烈的阳光，我一度认为我看到了北极，（因为从北京飞北美的确是要经过北极南缘的，）后来飞过无数次之后才知道那只是云层而已

一路也没能入睡，虽然尝试了几次，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学会坐着睡觉，即使座椅再宽大再舒适（如amtrak火车那样），16个小时之后，飞机着陆洛杉矶国际机场（LAX），还是3月18号，黄昏，夕阳照在机场的跑道上，很美

（回想起来，这一年我已经造访过北美几乎所有国际著名机场：纽约JFK，芝加哥ORD，达拉斯DFW，三藩SFO，多伦多YYZ，洛杉矶LAX，西雅图SeaTac，菲尼克斯sky harbor......从规模和客流量上哪个都不比首都机场3号楼小，但是从建筑的美观和艺术性看，首都机场远远超越了这几个北美机场，类似的情况还有地铁站、火车站，中国的永远是更漂亮美观更有气势的......）

然后是入关，因为手续齐全证件齐备，inspector几乎没有和我说话（相比于后几次从树叶国回美国，这次是最简单的），就盖章取指纹，然后放行，然后是baggage claim，然后就到了行李检查的地方，我申报的表格上统统填“无”，所以走绿色通道，一个机场警察，华人模样，用蹩脚的中文问我有没有带食物（这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我没听懂，于是对他说can you speak English，估计他很崩溃，然后用英文问了一遍，我说没有，于是放行，然后就见到了lab的秘书，--胖乎乎的amy，--举着一个写了我名字的牌子在接站口，然后就走5号回irvine，第一次见识了5号高速的繁忙，（后来在LA和san diego之间，以及在西雅图和波特兰，都无数次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一路一直在走走停停，amy给我放张学友的歌听，然后用中文问我喜欢什么流行歌曲，我才知道她也是可以说中文的，只是平时在lab她是只讲英文的，偶尔给lab里中国的学生或博后写贺卡祝词的时候，她才歪歪扭扭地写下一句“恭喜恭喜”

然后就到了刘博士的家里，我在那里租一个bedroom租了半年，直到找到现在这个更便宜的房子，然后勉强地睡了一觉（我有时候说我完全没有时差，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影响的），然后就是第2天，到lab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老好人Kate，是老板的个人秘书，（老板有三个秘书，一个是lab的，一个是研究所的，一个是他个人的）她让我在休息室等一下，不久Doug就从会议室出来，看到我就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因为前一年他到清华访问的时候是施一公安排我接待的，所以认识我，）他寒暄了一下，告诉我他在开会，要我再等十分钟，然后又风风火火地回去会议室：这就是我对Doug的第一印象（来美国后的第一印象，除了在北京见面那次），--很忙，这个印象到今天都是无比正确的，一位每两个月的飞行距离就要接近于地球赤道的老板，除了给人很忙的印象以外，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别的了。然后就是等Doug开完会，和他简单谈一下近期规划，然后因为刚好赶上组会日就一起参加组会，我被Doug“隆重推出”，（这一年来组会已经开得越来越少了，一来是Doug的行程越来越疯狂，经常出差，一来是lab里的博后和学生都不愿意讲了，而本lab的原则一向是不强求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的......）然后就是Doug请客吃饭，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去的就是irvine著名的fashion island，加上复旦本科毕业后来UCI读博的Fan WW同学，（现在已经在Ron Evens的lab做postdoc了，）以及将要和我一起做fly work的Dan Fieldman同学，（现在已经不知所往了，大概是知道了lab要搬家的消息以后去找新的实验室了吧，我很怀念和他一起去irvine的中餐馆吃饭的日子，虽然在实验上他对我帮助极其有限，MD/PhD学生嘛，总是很忙的......）然后就是Doug开着车带我们几个去海边，因为irvine距离海边很近，我不记得当时去的是newport beach还是laguna beach或是long beach了，更可能是newport，因为那里最近，后来我自己也去过很多次，--看沙滩，看游艇，看海边的别墅，看阳光下的比基尼美女，一直到看得审美疲劳......然后就是Doug指着海的对面，对我说那就是China，我笑了笑，心里盘算着那大概应该是日本吧，--我那时还停留在对东京的怀念里

--太平洋的水，其实是很凉的，我光脚去趟过的，我知道

然后就是下午了，见到Goar老妈妈，一个慈善的俄罗斯老太太，我到现在都听不惯她讲的俄式英语，--舌头极不灵活似的，--经常要听两遍才能懂，她是我们lab的大管家，对我表示了热烈欢迎，我问她我们lab有多少个人呢？--“forty”......Goar对我一直都很友好，我去年生日的时候她还特地告诉lab另外几个人一起对我表示祝贺，直到几个月之后，因为我恢复了在北京时候的schedule，总是很晚才起床（往往是中饭时间之后，这比在北京时候又“进步”了），然后磨磨蹭蹭地去lab，以致到她快下班的时候还去问她要各种实验试剂之类的，或者问订货的问题，“I start to hate you, Ran, you should change your schedule”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

然后就是，一年以来的实验、课题，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旅行，足迹踏上美国的12个州，加拿大的两个省，某次和Doug聊天，聊到旅游的话题，他立即来了精神，--我就知道是这样，否则他为什么在2002年的时候，租了几个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带着十几个人从Atlanta的Emory搬到UCI，到现在发展成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十几个博后、十几个学生、十几个技术员，除了基础研究还包括了一个临床的团队，可以直接和临床部门开展合作，除了名义上直接带的学生和博后以外手下还有4个小老板，都已经是副教授了），然后又动了搬家的念头的，准备年内再把lab搬回东部去，这次的目标是费城的常青藤老校U Penn，据说那边已经搬空了一整栋楼虚席以待了

他鼓励我尝试着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把美国或其它地区一次多玩一些地方，多玩几个州，或者多玩几个国家，我赶忙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有实验要做，还有课题要考虑--这就是我们老板，和他说实验的事情都没这么大的兴致

嗯...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