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漁洋（乡邦）
我是一名地方文化研究爱好者。参加工作以来，当过教师，从事过宣传工作，也有在乡镇短暂工作的经历，后参与和主编过十多年的《桓台报》，曾在市以上媒体发新闻稿件上千件，所写稿件也曾登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从2008年7月涉足王渔洋研究至今，一直从事地方文化研究工作，一度担任《王渔洋文化》执行主编和山东省王渔洋研究会秘书长。参加工作40余年，虽然全部经历几乎都与文化有关，而真正开阔眼界，对文化有所感悟，是在从事王渔洋研究工作之后。
2014年，是王渔洋诞辰380周年。桓台县委、县政府决定与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联合召开一次研讨会，我承担了会议的学术联络与论文组织工作，这大大开阔了我的学术眼界。与会学者超过100人，论文集总容量超过100万字，成为王渔洋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2015年，我参加了市政协原主席岳长志先生主持的《淄博文化通史》编纂，负责桓台篇的写作，这促使我开始对桓台人文传统进行宏观考量。2017年，我又参加了时任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王志民先生主持的《文化淄博》的编纂，并担任《桓台卷》副主编，再一次使我对桓台人文的传承历史进行系统、全面而科学的梳理。在此期间，我参与了山东省重点社会科学项目《历代诗咏齐鲁•淄博卷》的编纂，独立承担了《齐鲁先贤家谱整理研究•新城王氏卷》的编辑、校注和撰稿，这更让我有机缘扩大与学术界的联系和互动，能够阅览到更多典籍，能够从文献中搜寻桓台历史的雪泥鸿爪、人文印迹，不仅发现了一些用以补充、校正桓台志书的史料，而且为兄弟县市提供了一些有裨当地史志研究的借鉴。目前，我正在对在参加上述项目中搜集到的珍稀资料进行整理，有的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史志文化，是地方文化研究的基础；地方文化研究，又是史志工作的重要内涵。所谓文史不分家，在地方文化研究与史志工作的关系方面，体现尤为贴切。近几年，桓台县政协编纂了一套《记忆桓台》丛书，全书共十八卷二十册，涉及全县各镇和县直部分系统与单位，以记忆的形式，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桓台县的历史，是桓台人文传承的一部扛鼎之作。虽然我没有全程参与编纂，在后期的审核和校正期间，也以不同形式参与其中。今年3月24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方志中国》栏目播出了“方志桓台”。这是拍摄方自主选题、自主拍摄的一档节目，前后经历了数年时间。从项目酝酿、提纲生成、素材拍摄、节目制作，到最后审核播出，我几乎参与了全过程。这是以影像形式表现方志的一种新尝试，节目播出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些年来，我一直以地方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见证和参与了桓台县的史志研究工作。
回顾这些年的工作，如果说有体会和心得的话，首先是要热爱这项工作。客观地说，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精彩。史志工作的精彩，就在于传承人文。要把一份职业变成事业并不容易，需要付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要想做好史志，做好地方文化研究，没有一颗持之以恒的心，是不可能的。有位相熟的领导曾调侃，“让他挖眼井，结果淘出了石油”。所以，热爱一项工作，是增强工作自觉性、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源泉。其次，要广泛阅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做史志尤其如此。由于各种原因，具体工作中能见到的资料并不多，甚至有一些不曾见到的资料，一度认为已经失传。在从事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我不仅读到了《四库全书》系列、《清代诗文集汇编》《山东文献集成》《明别集丛刊》《清别集丛刊》等史料，不仅读到收藏于国内各大图书收藏机构的相关文献，而且读到了流失海外的原始稀缺资料。这使我意识到，原以为失传的史料并不一定失传，只是散落在未知的文献中，等待我们去发现。或者说，我们没有找到收藏这些资料的路线图。所以，要寻找这些资料，只能依靠广泛的阅读，一点一点去发掘，去积累。这些年，我读过的本地家谱和府县志就有数百部之多。第三，要讲究方式方法，增强阅读的针对性，提升阅读效率。著名学者蒋寅先生曾告诉我，明清以来留下的史料汗牛充栋，漫无目的地浏览，很难获得理想的效果，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比如做《新城王氏家谱整理研究》，学术陌生，资料难寻，我就依据其家谱提供的线索，查询正史，查各地府县志，查各家族的家谱，或者某个作者的文集，发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帮某村修村志，档案缺失，资料不全，就组织人采访村里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当事人，尽量还原本来面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只要有热情，这些困难都能克服。
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应该成为史志工作者的终生追求。5月8日晚，央视一套播出了一档共和国荣誉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事迹的节目，再现了她择一事，终一生，扎根大漠，无怨无悔的事迹。我想，我们不可能做出樊先生那样轰轰烈烈的业绩。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学习樊先生执著的精神。我愿意学习樊先生“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执著，用“我心归处是漁洋（乡邦）”以自勉，也与各位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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